“我们时代的性别观”研讨会现场

有人说，批评家张莉这次碰了一颗雷。

如何看待性别在写作中的潜在影响，创作时是否有性别自觉，在当下时代怎样理解女性写作…… 一旦涉及到性别话题，男性作家的小心翼翼在于，很容易因理解偏差与舆论传播而被扣上对女性有偏见的“政治不正确”的大帽子。女性作家有时会出于自我保护而回避，不愿意被贴标签，这个标签有时候是“身体写作”，有时候是“风花雪月”，有时候是“门槛降低性保护”，她们更对以商业动因而被妖魔化的性别写作嗤之以鼻。

不得不说，新世纪以来，鲜少有作家深入思考或在公开场合正视过“性别与文学”这一重要关系。

正因如此，张莉对中国当代文坛的127位作家的性别观调查一出场就自带热度。它既是新鲜的，又是大家感觉早应有之的。

张莉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也是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的青年批评家，曾出版《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女性写作的发生（1895-1925）》《姐妹镜像：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持微火者》《众声独语：七零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等著作。

女性文学研究、作家的性别意识一直是她长久以来的兴趣所在，在她看来，性别观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每个人的性别观都是被建构的，学校教育、阅读背景、生活经验等等，最终塑造了个人对性别的理解，对两性关系的理解。我是做文学研究的，想从我的专业领域做一些工作，关注时代的性别观。”

张莉的这次行动，从兴趣到真正事实调查中间有一个催化剂，那就是席卷全球并于不久前在中国社会被广泛探讨的关于“性别与权力”的话题。有一天她坐在沙发上突然想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女性写作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中国新一代女性作家的性别观是什么样的？走出作品，她们自身又是怎样理解女性写作的？

张莉先后给30余位女作家发出了自己设计的调查问卷，五个问题，至少选择一个回答。这五个问题分别是：

1. 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2. 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

3. 喜欢的女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是女性写作吗？

4. 你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是什么样子的？伍尔夫说，优秀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5. 你怎样理解目前席卷全球并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 性别与权利” 运动？

她预想能收到20份就已经很好了，最后返回来的竟多达34份，这让她受到很大鼓舞，在《青年文学》杂志2018年第11期发表首次调查后，反响还不错，“很多人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青年作家葛亮在微信上对张莉说，如果有男作家的调查他也可以参加。张莉问，男作家也可以参加吗？葛亮回答说，当然了，你不觉得性别观不仅属于女性，也属于男性吗？这一下子打开了张莉的设定，“我们时代的性别观”题中应有之义就同时包含着男性与女性。她首先问了几个熟识的男作家，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调查，大家都表示这是特别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呢？如此张莉启动了对男作家的调查。

男作家调查问题：

1. 在书写女性形象时，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吗？你在创作中会有意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你如何理解文学创作中的两性关系？

2. 最早的性别观启蒙是在中学期间吗？你如何理解女性主义与女性 写作？

3. 说一说你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的性别观 可以借鉴吗？

（4、5同上）

大概10天时间，收到了60份男作家的回复，数量之多让张莉吃惊。考虑到人数对等，张莉在前期对34位女作家的调查之上又增加了33位，共组成127位作家。“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它有一定的广泛性，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3月8号国际妇女节这天，张莉与青年作家鲁敏、学者贺桂梅、评论家杨庆祥、媒体人罗皓菱相约，五位不同职业与身份的人，以这次调查的反馈为观察材料，进行了一场“我们时代的性别观”为主题的讨论。面对127位作家的回答，他们会从各自角度做出怎样的解读？发现哪些潜藏于话语间的隐秘踪迹？

贺桂梅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时，正值1995年左右当代文坛的女性文学热潮，因而也介入到女性研究中。她一直关注的有两点：一是性别问题的私人化生活样态，二是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关联。女性主义这个词蹦出来时，片面、狭隘的理解与客观因素的作用使其多少都会存在一些负面想象。当代文学明确提出女性文学概念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强调女性的独特性与差异性；90年代末，女性写作由于和商业过度结合而被妖魔化为美女写作、身体写作，近年来人们能够用相当严肃的态度来讨论中国社会性别不平等问题或性别观念的问题，这让贺桂梅觉得张莉的此次调查是“时势使然，并且能够成为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贺桂梅对调查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张莉将重心放在作家这一群体，“一个很有意思的落差，批评界或理论界更愿意谈性别问题，作家不大愿意谈。原因是什么？症结何在？我想能够从此次调查中窥探一二”。

贺桂梅说，阅读调查问卷的感受“还是很舒服的”，没有人表现出激进的男权主义，所有作家都承认或接受应该追求更高的性别公正。不像90年代做研究时，常有男作家说出让人震惊和气愤的话。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时代和观念的进步。

但具体到对问题回答的深入程度，贺桂梅表示自己还有不满足：“我觉得作家们关注性别问题的自觉度不够高，认为需要讨论性别问题的热情也不是很高。许多人对女性问题和性别不公正本身没有那么明确的意识，几乎没有一个作家会首先承认女性确实处在更不利的位置。相反，我看到两三位作家说女作家更好混，因为她们被保护之类的言论。也可以说他们不大愿意承认中国社会里女性处在不利的位置。”

从调查回答中记者观察到，不少男作家的回答都会自然引向两性关系，而女作家中却鲜少人提及。男性意识中性别观就等同于性爱观？这反映出什么问题？

对此贺桂梅也很感慨：大部分男作家其实是用性问题取代了性别问题。“他们把性看成很自然的东西，是一种生理性的差别。我是男人，我当然有男性意识，你是女人，你当然有女性意识。我们俩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这样讨论问题就没有意义。”

调查中张莉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你什么时候受到性别观的启蒙？贺桂梅敏锐指出，男作家对此的回答几乎都是性启蒙的时间。“如果我来回答，应该是从很小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性，一个女孩子，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身份，因为父母希望我是个男孩，表扬我的方式也是你会做得像男孩一样好，这让我产生一个认知，与女性比男性这个性别似乎更好。”

很多作家说先是人，然后才是男人或女人，这个说法为什么一直有？就是因为他们把性别问题自然理解成为性问题，而不大关注从身体的、生理的差别转化到文化的、社会身份的差别这个过程中隐含着的不平等，它里面包含着权力关系。

被张莉邀请参加这个活动，杨庆祥一口答应了，可没想到自己是现场嘉宾中的唯一一位男性，“我觉得比较遗憾，应该有更多男性来参加”。

对于作家们的回答，杨庆祥其实是不太想看的。“我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我觉得他们应该谈不出来特别真实的观点。在张莉的强势推送下我看了，万一要有新鲜的观点呢？看完后发现，之前的判断是对的。”

被采访的作家大多和杨庆祥很熟，是很好的朋友，平时也常见面。他们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和在调查中对性别观问题的回答，杨庆祥委婉而不乏犀利地表示：一个人的所言和所行是有差距的。作家是善于表演的人，很清楚自己的语言会指向何方，他会聪明的把问题核心都回避掉。就像作家的创作谈，不会比他的文本本身更真实。“不是问卷的问题，是我们思考方式的问题。这些回答里，都缺少内心的高度内在化和紧张感的对峙与挣扎，反而你会在他们的作品里读到那种完全敞开的，没有被刻意遮蔽的真实”。

此前杨庆祥自己也做过类似调查，书稿给出去了，但很可能无法出版，因为“有很多冒犯性的东西，从衣食住行到生活的各种小细节，有的问题非常尖锐，甚至你一看就知道谁在说假话”。

与“先是人然后才是男人女人”的论调不同，杨庆祥丝毫不回避自己的“男性”身份：我是被我的生理属性、原生家庭、现在家庭与生活中的朋友一起塑造的“男性”，我只能站在这个角度来表达我对性别观及其背后含义的认知。女儿教会了杨庆祥很多东西，他坦言，自己在家庭生活中就有明显的男女不平等观念，在养育女儿的过程中，他开始警醒。

阅读调查回答能够发现，女作家们对女性写作、女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是非常理智而客观的。在由20位女作家选择回答“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这个题目时，有一半人认为，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女性写作、女性主义，并表示女性写作所提供的人类经验、对于女性自身成长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建构。

不介意被称为女性写作的2位作家能够直面与正视女性的身份自觉，表示介意的4位作家理由也大致相同：对女性写作的概念有待厘清，或女性写作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

认为女性天生带有着自然属性，无需刻意回避或否认这种生理选择的3位女作家中，鲁迅文学奖得主乔叶的回答最有趣：“以前常说不从性别考虑人物，直到不久前应邀参与一套短篇小说集出版，浏览自己以前作品时发现，三十来个短篇小说里，有二十来个的叙述角度是女性，其中又有十来个没有名字，以‘她’代称。我意识到，号称不从性别来考虑人物，这居然是我试图自欺欺人的谎言，顿时有了认命之感。生而为女人，这就是我的命。我的写作，也必定在这个命里面。当然，这是我的局限，但也未尝不是我的根基。与其虚弱逃避，不如诚恳面对。”

鲁敏作为被采访的女性作家之一，承认自己最初是有些回避和躲闪的，她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德里达曾说，作家在发表公开的自传、对话或者演讲时，其实材质是可疑的，他有面对传播的自我规训和某种意义上的自我包装和修正，因为他觉得这个观点可以安全表达出来，而没有选择的问题可能更代表我们无法坦诚的。写作是时代的折射，谈性别观，跟你所处的时代、国度、意识形态、经济程度、口音、家庭教育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法用寥寥数语表达透彻和完整。文本和作家的回答，可能是两个维度的。

鲁敏很喜欢对谈的主题是“性别观”这三个字，而不是女性观。她认为，对写作者而言还是要与写作结合起来考察比较真实，因为在写作当中他们不太会用假嗓子说话，而是用真声音对性、两性关系、性别观等有更深刻和细致的呈现。

《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徐晨亮帮助张莉联系了不少男作家参与调查，他认真看了所有作家的回答，认为有很多闪光点，内部存在可打开的空间。

徐晨亮坦言自己也不可避免的带有男性偏见，能感到不少男作家在回答时有一种潜在的、受审查的意识，他非常理解。

同时徐晨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期待作家对于性别观有更得体、更文明、更进步的表达，但在谈论文学时，某些相对偏激的观念是不是从某个方面也能成就他的写作？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求关于性别的问题和其他所有时代的价值观问题一样，有一个正确答案？作家只有充分理解或者表达正确答案之后才能保证作品的价值？如徐晨亮所言，调查的意义正在于引发讨论，它不会完结，也没有结论，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我们在传播、讨论或者进一步的思想交锋过程中还会有更立体的东西。”

阅读作家们的回答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调查中近三十位男性作家承认自己存在男性意识，而女性作家几乎都说没有女性意识，这是否也是追求“政治正确”的一种表现？张莉将集中汇总、讨论的环节看成相互激励、相互反思的机会，“尝试理解他者，而不是捍卫自我”。

所有问卷都是通过邮件形式发出的，张莉也要求作家们用邮件回复，而不是微信或短信。“我希望有一些仪式感，我把它当做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并非随意的试探或调侃”。她珍视作家们的回答，也感谢他们在问题面前自我剖析。很多男作家在邮件中对张莉说，第一次意识到性别对于写作的重要性，第一次反省自己是否有男性意识，这份认真的态度让她感动。

正像被采访的男作家沈念并不掩饰自己的担忧：怕自己的回答成为被别人抓住的把柄或日后攻击的目标，但也诚如他所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很真诚的，尽量选一个能够充分表达我的性别观的问题，对我选的问题负责。

给予作家尊重是张莉的初衷，就这个调查而言，她不想在冒犯中获得答案，那是被刺痛的、极端设置下的虚拟反映，张莉需要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不是逃跑或拒绝。问题的设计经过反复斟酌，看起来是五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张莉说，如果不愿意回答第一个女性写作的意义，那么第二个问题你觉得女性写作会遇到什么困难？作家回答时实际也在思考女性身份的写作。如果还不想答，第三个问题你喜欢哪位女作家，也能折射出心之向往的目标。第四个问题关于伟大的灵魂雌雄同体你怎么看？可以看出你心目中理想的性别状态。

张莉的调查没有完全结束，又有10位作家也接受了采访，并且回答了所有的五个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当代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家，包括铁凝、林白、迟子建、贾平凹、阿来、韩少功、苏童等等，具体内容即将在3月份的《当代作家评论》刊出。

张莉透露，能明显感觉到作家的回答与他们的作品之间有某种内在的、隐秘的相通之处，他们的语言和思想会有非常高的识别度，每一个人都给出了非常棒的回答，这些作家之所以优秀，就在于他们对性别的理解、对性别观的理解进行过深入的、反复的、不断的锤炼，在写作中不断锤炼。

变化是个人的，同时也是时代的。贺桂梅提到，1970年美国作家凯特·米利特写了一部博士论文《性政治》，80年代一位中国男性译者翻译了这部作品，却在序言里面不自觉地感慨：西方人太有意思了，在性和性别这样的无聊问题上，竟然花费了这么多的笔墨。这是八九十年代人们的普遍态度。可是今天我们都能够谈，并且坦诚地谈这些话题，这是时代的进步。

“作家们的回答跟他们的创作多少是有距离的，我不把这个看成是真和假的问题，我认为只要他用语言来表达，那就代表他的思考。我更感兴趣他用什么语言、什么方式来表达他对性别观的态度和理解。”贺桂梅鼓励这个调查持续和深入下去，更重要的，是后续的研究能够跟进，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起到真正的促动作用。

编辑：职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