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男儿须到古长安”：“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长安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根柢，是“中国历史的底片，中国精神的芯片，中华文明的名片”。正如1906—1910年任陕西高等学堂教习的日本汉学家足立喜六所言：“中国四千年文化的精华，实即此地汉族的活动。同时，也可以说是长安的历史。”不了解长安，就无法了解中国。
　　“秦中自古帝王州”（杜甫《秋兴八首》其六），长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名都。汉初张良在论证定都关中时曰：“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留侯世家》）正因为如此，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古都，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和政权于此建都，长达一千一百多年，长安也因此位列中国“七大古都”之首。
　　长安也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古都，与雅典、罗马、开罗并列世界公认的四大古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见证者。其与古罗马作为东、西方最早的百万人口大都会，曾创造了世界文明的高峰，成为“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文明圣地。
　　一部长安史，即是大半个中国史。长安记忆即是中国记忆，长安故事即是中国故事。今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郁郁乎文哉”的周礼、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以及西周青铜器、秦代兵马俑、汉代石刻，传世称颂的汉赋、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杜牧等文豪所成就的唐代诗文瑰丽奇观，书法艺术高峰“颠张素狂”“颜筋柳骨”的笔走龙蛇，以及汉唐的兼容并蓄、开放进取、文教昌盛、文明远播，等等，可以无限列下去的周秦汉唐的盛世气象与文化记忆，都是源自长安这座古朴雄大的故都。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安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印章和精神故乡。作家李国文在《唐朝的天空》中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这应该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或者还要早一点，两位国外学者谈起中国的事了。汤因比没有到过长安，他对长安的倾情与迷恋建立在文字所记载的大唐气象上——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艺术繁盛，长安成为他思古幽情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这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所著《文学中的城市》中所言：“城市和文学文本共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
　　唐代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长安不再成为国都，也逐渐失去了全国的中心地位，成为一个地方性的都会。不过，北宋时期，陕西路的首府依然按照汉唐专指首都的习惯叫作“京兆府”，而不像其他地方叫作“某某州”，这其中隐含着对汉唐雄都的眷恋。北宋后期，京兆府改为永兴军路的路治，是当时全国唯一以“军”为名的路一级行政区。
　　到了明代，朱元璋建藩封王，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寓意安定西北，封次子朱樉为秦王。自此，长安更名为西安。以西安为中心的秦藩，号称“天下第一藩”。也由此开始，长安成为安定西北的煌煌重镇。
　　到了近代，长安——西安由于地处偏隅、经济落后、思想闭塞和文化保守，成了停滞中国的停滞典型，令无数人感慨系之，吟咏不断。长安作为千年古都的辉煌历史遗存和深厚文化积淀，却激发了历代文人墨客追寻和确认中华民族过去辉煌和伟大的冲动，长安行成为一代代文人墨客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长安“经过一千余年的漫长岁月，特别是其间王朝的兴亡、胡人的侵入和乱贼的掠夺，致使这个名都的遗迹几乎湮灭无闻。但若亲访其地，踏查访古，其一木一石，皆潜藏千古之色，仿佛可以看到昔日长安城的情景，使我们不禁感慨万千”。
　　钱锺书在《谈艺录》的序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西方和日本的汉学家、探险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以及旅行家对古长安的无限向往，非但不亚于华夏子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探险家尼克尔斯、克劳德·毕敬士、斯特林·克拉克，英国领事官台克满，丹麦探险家何乐模，德国建筑学家恩斯特·伯施曼，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日本汉学家足立喜六、桑原骘藏、宇野哲人、石田幹之助、加地哲定以及建筑学家常盘大定等人，以“探险”“考察”“发掘”“旅行”等为缘由，都曾踏足长安——这座没落颓败的世界著名古都，并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图片和文字。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诗文。
　  （未完待续）

编辑：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