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滩地“鱼鳞册”：凝固流动的土地，见证黄河治理与社会变迁

平民县地籍原图（西北1-28）

清嘉庆二十五年上辛庄郝连奎事件记载

清嘉庆十四年八月《张带村黄河滩地鱼鳞册》

黄河由韩城桑树坪镇舌头岭（康家岭东侧的老洼坳）进入渭南境，由北向南一路奔腾南下，流经韩城、合阳、大荔，接纳渭河、洛河，急转向东，出潼关流入三门峡。途经龙门，此处毗邻两面大山，黄河夹中，河宽不足40米，河水奔腾破“门”而出，黄涛滚滚，一泻千里。据《名山记》载：黄河到此，直下千仞，水浪起伏，如山如沸。黄河出龙门后河床陡然变宽，河水在10公里宽的河面上缓缓流动，弥漫浩淼，开阔壮观，形成绵延百里的冲积滩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黄河景观由此而来。在这片“流动”的土地上，时增时减导致面积的变更、地亩位置的变更造成地界不清，不仅给土地拥有者带来困难和矛盾，也让政府征收土地税费变得棘手。于是，一种被称为“鱼鳞册（清代档案中写作‘策’）”的地籍档案，自明清以来成为稳定土地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的关键工具。　

鱼鳞册，又称鱼鳞图册、鱼鳞图、鱼鳞图籍等。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土地登记簿册。由于将田地、山塘等按其形状绘制成图，详列面积、地形等信息，并依次排列，逐段连缀绘制，状似鱼鳞，故而得名。

2024年12月，第一批陕西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公布，渭南市档案馆、韩城市档案馆、大荔县档案馆馆藏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黄河滩地鱼鳞册成功入选，这批珍贵档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黄河流域土地制度、赋税政策及民间契约关系，是古代版的“不动产证”，不仅是研究黄河治理史的重要资料，也为当代生态保护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历史借鉴。近日，记者通过走访渭南市档案馆、韩城市档案馆、大荔县档案馆及沿黄村落，揭开了这套独特土地管理系统的历史密码。

跨越数百年的土地“身份证”　

　　“ 鱼鳞册”最早可追溯至宋朝两浙、福建等地的地方实践，明朝洪武年间（1381），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鱼鳞图册制度，要求分区丈量土地并编制分图和总图。清代延续此制度，并多次进行全国性土地清丈（如康熙、光绪年间），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

“ 历史上黄河渭南段经常暴涨泛滥，河道屡经变迁，土地也经常随着河水的流动而显现或淹没。为‘经界定而赋役均’，沿河地区对全县土地进行清丈、划分沿河村庄耕地、滩地、塬地类型等级，攒造鱼鳞册，以合理征收田赋，明晰土地权属和边界。”走进档案馆，我们再次探寻到黄河滩地鱼鳞册的由来和独特价值。

渭南市档案馆馆藏的《平民县鱼鳞图册》，是1930年至1947年平民县土地测量队从东南、东北、西北、西南等方位绘制的《平民县地籍原图》，共6册，将几万人每家每户占地多少亩都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些鱼鳞图册以地块为单位，将每块土地的形状、边界、面积等信息绘制成图，这种图文结合的登记方式在同时期的土地册籍中极为罕见。

韩城市档案馆馆藏清代嘉庆十四年（1809）韩城知府制定的《张带村黄河滩地鱼鳞册》，主要记载了韩城张带村村庄内部家户的黄河滩地分配情况，包括地块亩数、租金、各户滩地的边界、步数等信息。“由于土地买卖频繁久，未更名换户，抑或纳粮数与地亩不符，村与村、民与民、民与官之间常发生摩擦、产生纠纷，鱼鳞册的存在化解了矛盾，减少了冲突。 ”韩城市档案馆馆长唐国红对鱼鳞册在古时土地纠纷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很是称赞。

大荔县档案馆馆藏的鱼鳞册时间跨度长，上自清康熙年间，下到民国年间。从修造者来看，大荔县档案馆馆藏鱼鳞册有官方和民间之分。官府通过编制鱼鳞图册进行地籍管理，据以征粮征银。民间亦有小规模的修造鱼鳞册、地册之举，用于村庄、宗族、家户的土地清丈、管理、赋税的征收。此类地册可分为盖有官印的红册和民间攒造的白册两类。从地册所载土地类型而言，有些单纯记载滩地；有些地册、地籍记载村庄全部土地状况。

这些鱼鳞册所载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原朝邑、平民、大荔三县沿黄村庄，有的详细记录了村庄内部家户土地分配，有的细列各村滩地边界、口岸步数。一些地册在卷首或卷尾对村庄滩地事务多有详载，其中包含河水泛滥、河道移徙、村庄冲突、滩界划分、生产习俗等内容。“ 一些地册附有滩地田块、黄河形势图，所附地图可以提供空间的直观印象，是研究清代民国黄河沿岸村庄变迁、土地移徙、地权制度及经济社会的珍贵资料。”大荔县档案馆馆长宋晓勤告诉记者。

历史与生态的双重价值　

　　鱼鳞册是经过实地测绘的地籍图和土地登记薄册，详细记载了黄河滩地的田块位置、地权性质、土壤等级等信息，它不仅是土地档案，更是国家治理的工具。其登记内容涵盖宗族、水利等基层社会要素。此外，鱼鳞册还记录山川、河流、街巷等地理信息，成为复原古代城乡空间的关键史料。

“ 鱼鳞册中记录的河水泛滥、河道迁徙、村庄冲突、滩界划分等内容，有助于了解当时黄河滩地的生态环境变化，以及区域社会应对这些变化所采取的措施，进而揭示出黄河沿岸社会变迁的脉络。”唐国红说。

此外，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地界划分，我们能追溯黄河河道变迁轨迹。宋晓勤说：“这些数据对当今黄河中游生态保护具有参考意义，例如分析水沙运动规律、制定滩区保护政策。”河水泛滥河道变化形成的河滩地自然资源丰富，禀赋于沿河居民除在河滩地上进行棉花、花生、粮食种植外，还栽植桃树、杏树、枣树，牧放牛羊，养殖渔业水产，发展航运，在这“流动的土地”上学会了选择和适应，懂了从滩涂获取收益。“部分村庄的滩地鱼鳞册从清初一直沿用至民国，连贯的记录可以清晰展现出黄河滩地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的管理模式、地权分配等方面的沿革，为深入研究黄河滩地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

黄河大荔至潼关段因河道游荡频繁，形成约70万—80万亩不稳定的滩地。鱼鳞册中大量记载了黄河改道、滩地纠纷等事件，这些资料为研究黄河水患治理与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提供了鲜活案例，直到今天，这些发黄的册页仍闪烁着治理智慧。

据大荔县档案馆馆藏《营田庄四社各藏地册序》记载：“昔嘉庆二十五年，上辛庄郝连奎等以滩地之故，与我庄争讼五年，结案之际，言我庄鱼鳞址地盖伊村直地之头，不便于径行，要与我庄私意兑换一角，且曰，如恳允，虽连年兴讼，而情谊犹在，和气自此常存矣。我庄迫于面情，遂以鱼鳞址之东南角兑换伊村直地之西北角……两村兑换之地大约多寡相若。”从中不难看出，鱼鳞册在滩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威信和重要作用。

清康熙二十年（1681），黄河水东移，水退地出，朝邑的加里庄内的村民（今范家镇辖地）争夺滩地，相打相告十余年，邻村营田庄的党永息、党中伟、赵加佐、党中持不忍坐视旁观，将加里庄的鱼鳞相掺，多寡不同、长短不齐的地亩，照数清丈清算，兑为一段，各占一所，遂平息了争端。清道光十六年（1836）二月，河东水退地出，崖上东高城（今两宜镇辖地）村人卖了北乌牛村（今范家镇辖地）河东滩地口岸，后来南乌牛村、北延寿村（均属今范家镇）状告了北乌牛村，经知县堂讯，东高城没有地册为据，北乌牛村东有《减明红册》，西有《鱼鳞红册》为凭，又有沿河上辛庄、营田庄、辛村、雷村（均属今范家镇辖地）乡村作证，断定东高城村无凭无据耕种河滩地，到了第二年再起讼案，官判“岂有高城王姓尺寸分厘毫之地乎”，各自具结，东高城不得耕种滩地。这一案例，再次标明了肆意买卖造成土地紊乱无序而引起争端，关键时刻，“鱼鳞册”现身息了诉讼，再次彰显了“证据”的重要作用。

大荔县黄河滩区鲁安村、大庆关村的80岁以上老人回忆，过去村与村常因滩地边界模糊引发械斗和诉讼，“村民或犁毁邻家棉田改种豆类，或趁夜抢收他人庄稼，甚至跨省争斗常年不休。”面对这一困局，鱼鳞册以“图册合一、四至分明”的登记方式，为“流动的土地”赋予法律效力，以“鱼鳞册”秩序解决纠纷。

“ 这批档案不仅是一本土地账册，更是国家治理与民间生活的缩影。能入选‘文献遗产’，主要因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唯一性。从历史价值上看，不同时期鱼鳞册的变化，如土地合并、分割记录能看出土地制度的调整与变革，有助于我们了解那段时期当地的土地制度。同时，鱼鳞册明确记载每亩土地应纳粮额、税银等，不同等级土地赋税不同，反映出赋税征收依据土地质量而定。它记录的土地买卖、典当、租赁等契约内容，包括交易双方、价格、期限、权利义务等，这些契约信息反映当时民间经济活动活跃程度以及契约在保障土地交易和权益分配中的作用，这些是研究这一时期区域历史的原始一手资料，为还原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关键线索；文化价值方面，它承载着当地独特的地域文化、生产习俗以及人们应对黄河水患等自然环境变化的智慧，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鱼鳞册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下的产物，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代表性。”唐国红说。

科技赋能保护与传承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开发利用涉黄河档案不仅是主动服务、积极融入国家战略的具体体现，也是档案部门围绕中心大局，释放资政育人效能的具体行动。

对于入选陕西省第一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渭南市、韩城市、大荔县三地档案馆有着清醒的认识，鱼鳞册本身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当地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入选丰富了黄河滩地文化遗产的内涵，使人们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能让社会各界更加关注黄河滩地的文化遗产，提高当地政府、居民以及相关部门对黄河滩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增强保护意识和责任感。

为确保这批珍贵档案的长久保存，三地档案馆设有档案特藏库，将馆藏珍品档案保存在樟木柜中，防止档案霉变、虫蛀；对纸质珍品档案进行抢救修复，采用丝网加固法对每一份档案进行修复，延长其使用寿命。

同时，档案库房采用了智能管库综合管理平台，集成了温湿度传感器、空调控制系统、空气质量监测仪、消防报警信号接收装置、红外报警系统等，对库房环境进行24小时全方位实时监控和智能调节（将库房温度稳定在14益—20益，湿度控制在45%—55%左右），确保各项环境指标（温湿度、洁净度、安全状态）始终符合国家档案保护要求。

在安全防护方面，配备了门禁监控系统、高清视频监控大屏系统、中心管理平台以及可视化平台，实现对库房及馆内重要区域的无死角、全天候安全监控。通过严格的制度（人防）、先进的设施设备（物防）和智能化技术手段（技防），建立了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档案安全防范体系，为档案实体安全筑起了坚固的屏障。

为克服专业技术人员缺乏，攻克珍贵档案资料保存、修复过程中年代久远纸张老化等问题，三地档案馆通过与专业机构、高校合作，邀请经验丰富的古籍修复专家进行指导和培训，培养、引进专业修复人才，提高馆内人员的修复技术水平，为档案资料的保存、修复提供有力保障。

“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鱼鳞册，相关部门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举办展览、开发文化产品等。”宋晓勤表示，这不仅有利于鱼鳞册的长期保存，也能让更多人了解黄河滩地的文化遗产，促进其传承和发展。

目前，鱼鳞册数字化工作已启动。“在抢救修复工作全部完成后，我们馆对鱼鳞册及珍贵文献等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并按照档案开放相关规定，分批开放档案数据，为公众提供利用服务。现已在线下向社会提供部分数据供公众或学者查阅，已有高校学生进入我馆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唐国红说。

2024年，围绕深入研究黄河流域农业发展变迁、黄河治理及黄河文化等方面，深挖鱼鳞册等涉黄河档案资料，由陕西省档案馆牵头，联合韩城市档案馆、大荔县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大河遗珍——陕西黄河档案汇编》，为助力渭南高质量发展贡献档案力量。这册书也荣获了“陕西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入选陕西省第二届“陕版好书”，充分体现档案价值的重要性。

今后，三地档案馆将在科学保管、保护计划的基础上，联合有关部门，持续开发鱼鳞册文化价值，全方位宣传推广这批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增强公众对文献遗产的认知和保护意识。同时深度参与黄河档案系列编研开发，通过对档案文献的整理、研究和编辑，传播黄河文化和地方历史。

当前，黄河生态保护战略正借鉴历史经验，以应对新的生态移民与土地整治挑战。“入选省档案遗产名录只是一个新起点。让‘鱼鳞册’从故纸堆走向大众视野，为黄河文化保护传承注入档案力量，是我们档案人一直践行的目标。”提到今后的工作，渭南档案人表示将以服务黄河中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诠释新时代的职责和担当！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宋光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北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