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光青釉熠辉生

专注于制作的王永平。

11月17日，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北宋时期家族墓地中出土60余件组耀州窑青釉瓷器，再次将世人的目光聚焦到我国古代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瓷。据专家考证，此次出土的部分器型属考古界首次发现，为研究北宋耀州窑器物类型、烧造工艺以及瓷业发展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耀州窑传统半刀泥青瓷瓶。

千年耀瓷，雄浑敦厚，刀法犀利，线条刚劲，一度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宋金时期窑系的代表。余音绕梁的千古绝“吟”，宛如关中人耳熟能详、慷慨激昂的一曲秦腔，虽几经沉浮，本色却依旧傲骨、鲜明，俯仰间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然而，长期以来，耀州窑湮没在渭北高原的黄土残垣之下，其庐山真面目并不为世人所识……

漫漫发掘史

从书斋走上科考前沿

从古城西安出发，顺延西高速北上80余公里，越渭河、泾河，不到两小时便可抵达举世闻名的千年古镇、铜川耀州窑遗址所在地——黄堡镇。

耀州窑遗址以黄堡镇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上店、立地坡、陈炉及塔坡一带。因此地在宋代归耀州管辖，故名耀州窑。

回想千年前，“山峰四回，漆水旁泻”的黄堡镇，“青花粉彩誉宋元，十里窑场不夜天”，那是何等辉煌壮观。

葫芦瓶。

如今的漆水河两岸，古代瓷窑和作坊遗址星罗棋布。河岸边厚厚的古窑遗物堆积层内，夹杂着大量的耐火砖碎块、废匣钵、支烧窑具和各式各样的古代陶瓷碎片，无不在默默诉说着当年十里窑场的盛况。

耀州窑作为中国古代北方的著名瓷窑，在我国早期多部记述瓷窑的古文献中均有记载。例如《宋史·地理志》有云：耀州……贡瓷器。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到了近现代，中外学者已难以认清耀州窑和耀瓷的真面目。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外学者出版的各种陶瓷著录中，均将耀州窑瓷器错认为他窑之器，冠以“东窑器”“汝瓷”“北龙泉”等称谓。

千年名窑，“面目”不清，奈何？

学术界对耀州窑的实地考察始于20世纪50年代。因1953年北京广安门工地出土了饰有龙凤纹的青瓷标本。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先生根据史书记载，推断可能是耀州宋代“贡瓷”。次年，陈万里、冯先铭及助手在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实地考察，既发现了窑址，又找到了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镌刻的德应侯碑。从此，耀州窑的研究才真正意义上走出了书斋，走上了科学考古和研究的道路。

195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耀州窑址被定为重点考古遗址之一。当年起，为期两年的国内首次最大规模古瓷窑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开始。

耀州窑青釉剔刻牡丹纹行炉。

当时考古发掘出的8万多片瓷片标本，也成为首位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的华人、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禚振西先生从事耀州窑陶瓷考古和研究的起点。彼时，禚振西刚大学毕业，就在资料室整理这些标本。

禚振西先生几十年初心不改，守护耀瓷、研究耀瓷。偶然中孕育必然，禚振西先生和耀州窑的缘分也正是如此。

1973年，位于耀州窑遗址的铜川市灯泡厂进行厂房基建工程，刚一开工就出土了一大批耀瓷碎片。鉴于此前对耀瓷已有系统的认识和了解，禚振西先生主持了耀州窑遗址的发掘工作。

“当时正处‘文革’时期，国家经济困难，发掘没钱、没民工、没地方住，连吃简单的伙食都困难。眼看着三座并排而立的宋代窑炉，我们只能选择清理中间保存最好的一座。”禚振西先生回忆说，“那次发掘面积虽小，却有着重要的新发现：一是确定了耀州窑鼎盛时期以煤为燃料的窑炉结构；二是新出土了以釉裹足为特征的五代青瓷，为日后解决耀州窑五代烧瓷提供了线索；三是新出土了唐代的茶叶末釉、白釉绿彩等瓷釉新品种，为日后耀州窑的考古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

在中国古代陶瓷史上，耀州窑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在唐、五代、宋、金时期，耀州窑曾是中国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非常广泛的窑场之一，是继唐代越窑青瓷之后，在我国青瓷发展中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一处窑场。除烧造优质青瓷外，耀州窑亦曾兼烧黑、白、茶、黄、酱、花釉瓷、素胎黑彩和多种釉上或釉下的彩绘瓷，以及唐三彩和低温釉单彩等。因而，它也是我国北方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一处重要的综合性窑场！”禚振西先生说。

千年谜题

耀州窑如何作答？

虽不是青铜，却在瓷器上做出了神奇的镜面效果；胎体薄到可以透光；釉面完整，敲击声犹如天籁之音……这就是柴窑。其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闻名天下，被尊为“中国瓷皇”“诸窑之冠”。

柴窑是以五代后周皇帝柴荣姓氏命名的御窑。但因柴荣在位仅5年，柴窑烧造时间短，至今没有明确的传世品及窑址，成为中国古陶瓷史上的“千年之谜”。

那么，柴窑的窑址究竟在哪里？它与耀州窑有无关系？目前关于柴窑的最早文献是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书中记载：“柴窑出北地。”但“北地”在哪里？千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

耀州窑青釉镂空牡丹纹香薰。

1984年，禚振西先生在铜川耀州窑遗址发掘中找到了五代时期的地层，出土了多片精美的天青釉瓷标本，其中就有“官”字款和龙凤纹饰的瓷标本。禚振西先生研究发现，这些瓷片“应该是五代时期黄堡窑为皇室烧制进御青瓷的淘汰品。而这种五代‘官’字款青瓷，在北方地区除黄堡外再无其他发现。”于是，禚振西先生便大胆提出了“耀州窑五代天青釉瓷应是周世宗柴窑产品”的观点。

经过长期的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禚振西先生进一步提出：“北地”是郡名，耀州在历史上属北地郡，耀州窑是五代中央政权管辖范围内唯一烧制贡瓷的青瓷窑场。无论是从古代地理行政划分，还是实物佐证，柴窑窑址都应被认定为耀州窑遗址所在地。

以史证物，以物证史。为进一步廓清耀州窑五代青瓷与柴窑的关系，铜川市曾先后举办了两届中国柴窑文化论坛和“耀州窑天青釉瓷与柴窑关系的考察与研讨”活动，百余位古陶瓷专家学者、收藏家、鉴赏家认为，耀州窑白胎天青釉瓷与文献记述的柴窑最为贴近。

为恢复失传的柴窑天青釉，铜川八法堂陶瓷新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平从2014年起，收集资料、实地考察、筛选原料，耗时6年，经过上百次试验烧制，终于烧制出了天青釉薄胎盏。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检测证明，我们烧制出的天青釉薄胎盏与五代柴窑数据相符，为论证‘柴窑就是古耀州窑发展的一个阶段’再添新佐证。”王永平说。

传承工匠精神

铜川彰显“瓷路”雄心

冠绝天下的刻花纹饰、如玉一般的温润釉色、行云流畅的线条、层叠缠绕的纹饰、清雅隽秀的造型，形成了意境渺远的耀瓷神韵之美。

岁月悠悠，时光更迭。1400年过去，今日耀州窑依然能看到匠师们艺术生命的闪光。他们将艺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件件瓷器中呈现艺术之美。

这里有17年与瓷相守偕行，出走与回归故里的奋斗故事。

浮雕干刻工艺中的割线条。

在家乡陶瓷厂刻花工作台的4年光阴，让李少勇迅速成长为一名工艺精湛的刻花师傅。触到职业的天花板后，他辞掉了厂里稳定的工作，慕名前往浙江龙泉。在龙泉，师傅的栽培、宽松的创作环境，千万次刀与泥所交流出的默契，使李少勇的技艺飞速精进。

因岳父生病需要照顾，李少勇只得告别抚摸了8年的苍翠釉色，再回老家黄堡，用不拘一格的想象力、大胆的创意，赋予耀州青瓷更多可能性。2019年11月，李少勇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天青韵陶瓷工坊。

博采南龙泉、北耀州所长，坚持精益求精的匠心、在技而不在名的初心，李少勇的瓷路越走越宽。

这里有父子档对古老技艺的坚守与传承。

从20岁参与耀州青瓷恢复试制的釉料配制工作，到66岁依然不放下手中的烧制工具。李莹从父亲身上学到了那股对古老技艺钻研的执拗劲儿。

大学毕业后，李莹跟着父亲学做耀瓷，从了解各种泥料的性能，到学习各时期瓷器造型的特点，李莹对耀瓷的烧制越来越有感觉，也越来越挑剔。

浮雕干刻坯体。

陶瓷烧制不仅考究手艺，更考验匠人的智慧。李莹家的瓷坊里有两口液化气窑。窑里的每一件陶瓷，都经受着素烧过程中850℃到900℃的高温，釉烧过程中持续26小时到28小时的考验。素烧后什么时候拿出来上釉，釉烧中什么时候转换火焰，都很有讲究。对李莹而言，耀瓷是手艺的传承，更是匠人精神的传承。

这里，还有不甘守着老传统，积极开辟艺术新领域的弄潮儿。

陈炉镇李家第十代传人李竹玲，对传统的装饰技艺，驾轻就熟，量器施艺，刀刀见彩。一山一水，花鸟昆虫，皆充满灵性。

不拘泥于传统的她，执着于摸索“独家功夫”，在耀瓷绿釉色基础上增添了白、红、蓝等色彩，反复改进，制作出彩色青瓷，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一举改变了耀瓷单一色调的历史。尽管全国技术能手、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等诸多荣誉接踵而来，但李竹玲依旧走在革新的路上。

从老到新，从一群人到一座城，千年耀瓷正焕发出勃勃生机。文化创意集市、美术展览、窑洞民宿、众创空间……走进耀州窑文化基地，昔日破败不堪的工业老厂房正逐渐变成颇具青春创意与活力的文创街区，艺术张力助推耀瓷进击的蓝图正愈发清晰。近年来，铜川市不断加快陶瓷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逐渐构建出以日用陶瓷、艺术陶瓷、工业陶瓷、建筑陶瓷、新型陶瓷为主的陶瓷产业体系，以及集观光、研学、文旅、休闲等于一体的陶瓷全产业链。伴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铜川市以打造“一带一路”新瓷都为目标，正不断加速构建千亿级陶瓷产业集群和中国瓷文化新高地。

编辑：庞阿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