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与中华文明

段清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曾担任秦始皇帝陵考古队队长，也是知名的中国长城专家。2018年参加首届“双墙对话”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

在中英学者再次聚会北京前20天，段清波不幸因病去世。为纪念他为中英长城交流做出的贡献，代表们在会议期间特地默哀悼念，场面令人动容。

长城分布区域是随着环境变化、农耕和游牧政权的此消彼长变化而有所不同。长城地区农业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不但是北方各游牧民族间交融的过程，也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长期交流融合的过程，更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长城的出现、长城地带的形成，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互动碰撞的结果。长城的历史证明，中国文明至少是由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一起构建完成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都是中华文明的创建者。长城这一军事工程见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长城的修筑，以军事需要为起点，以民族融合为终结。

长城地带各民族的起源地域虽均不相同，但在几千年的民族融合相互交流、学习，这种“民族融合”，不是简单的“汉化”或者“胡化”，而是更深层次的诸如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交融。各民族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保有自己风俗习惯的同时，又兼具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这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促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繁荣，并体现出其特殊性和包容性。自从长城修建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统一体，2000多年来，长城内的农业民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等方式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把长城内外各民族串联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中重要的一部分，并取得了大一统的格局。长城，见证了农牧双方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总之，整个长城地带农牧之间自史前时期就进行着持续的、规模日益扩大的文化交流。长城地带各民族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充分体现着以农业文化为主导向四周辐射，各族文化呈多元不平衡向中原文化汇聚的特征。农业和游牧文化经过相互交流碰撞、相互借鉴吸收，创造出了中华民族绚丽多姿的文明。

（节选自《长城与中华帝国文明》)

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