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文化遗产保护智慧多

为了共享管理创新实践经验，探索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的长效机制，由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办，清源视野文化咨询有限公司承办的“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管理与实践探索论坛”近日在上海召开，与会嘉宾从“遗产地综合性管理体系和政策创新”“行业管理政策与工具创新”“遗产资源保护与综合利用带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特色案例”三方面进行了分享交流，通过个例分享和点评讨论，大家对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管理工作达成了共识。

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城市遗产的保护管理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江苏省苏州市文物局研究员尹占群表示，苏州根据利用价值设置不同的保护强度，在不伤害文物本体、严格控制潜在风险和能够传达文物价值这3个前提下，不限制文物特别是民居类文物的利用功能，并分享了引入社会资本保护的钮家巷方宅、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苏纶纱厂等成功范例。值得一提的是，在2018年苏州召开的“第三届世界遗产城市组织亚太区大会”上，苏州被世界遗产城市组织授予“世界遗产典范城市”称号。回顾大会形成的“苏州共识”，尹占群认为，城市遗产的保护是长期的、系统的、渐进的、缓慢的，任何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有效立法是推动遗产地保护管理的重要保障。对鼓浪屿这样一个社区形态遗产地，申遗后文化如何传承，怎样让老百姓有更多切实的获得感？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郑一琳强调，“共享发展”是申遗成功后修订《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理念核心，该条例中“传承与利用”“共享与保障”两个章节突出强化了这一理念：坚持利益相关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保障、改善民生上下足功夫；坚持科学保护与严格管理的统一，保障社区发展，从建设活动、业态和出租房屋管理等方面提出控制要求。

提高社会力量软实力

作为文物大省，山西的文物资源非常丰富，但很多文物建筑地处贫困县，交通等因素制约保护与利用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山西省文物局探索了4种社会参与模式：社会资金只修不用、社会资金修用一体、政府修缮引导社会出资利用、社会力量参与守护。山西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白雪冰表示，自2017年山西启动“文明守望工程”以来，积极推进“众手搭”“巨手擎”“妙手集”“巧手创”“千手护”“小手托”“顺手帮”“联手助”“携手援”9类项目。通过出台相关法规规范社会力量的权利和义务，制定税收优惠、经费补助、人才培养、业务指导等30条政策，以优化社会参与环境，搭建项目推进机制与平台。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近年来积极投入，与政府机构、科技企业、专业机构、社会团体等深入合作，开展了各项文保相关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敦煌数字供养人”项目有效地将一个为文化遗产的筹款进行保护研究的项目转化为一个文化遗产的传播类项目。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初迎霞表示，未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将从“硬实力”入手，逐步扩大资金来源和“软实力”，并实现加强公信力以及自主项目的开发利用转化和可持续发展，希望未来能通过有效的资金投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以道兴村”“保育活化”

夯实乡村振兴路

南粤古驿道在广东各地绿道系统建设成功的基础上，基于对乡村振兴的思考以及对南粤文化的保护要求，提出的一项系统性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邱衍庆认为，南粤古驿道的创新体现在“以道兴村”，通过树立文化自信推动乡村振兴；以古道丰富了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形式，同时建立了多部门分工协作的保护利用模式，探索包括“三师”（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专业团队参与的全民参与机制；拓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体育、旅游、农业、教育相结合的多元路径。邱衍庆强调，保护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活化利用，希望能够整合全省文化、体育和其他扶贫资源，更多地与当地村民相结合，带动提升周边村落的共同发展。

2015年，来自广东江门的“仓东计划”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值得一提的是，当地村民是获奖主体，他们利用各类空间举办相关社会活动，除了唤回仓东村散落世界的村民外，还吸引了大量参观者，形成了极具活力的乡村氛围。开平市仓东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心负责人沈益民介绍，“仓东计划”是以广东开平市仓东村为试点进行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的探讨，是民间自发的、基于“记住乡愁”和乡村振兴的实践活动，对当下乡村的存在意义具有前沿性的探索。（连晓芳）

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