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轶事——旧思录之三

原标题：旧思录（三）

黄宾虹生前没那么落寞

黄宾虹生前没有一般人想的那样落寞，生前即已名满天下。当然，傅雷对黄宾虹的青睐，对齐白石、张大千、吴湖帆等人的批评，固然能证明黄的价值，但也不等于这些人就真的如傅雷所说不如黄。傅雷是个文人，骨子里有文人意气，若仅以文人视角看齐白石、张大千（当然也不能不需要文人视角），所论必有偏颇。绘画是独立的，还是要从美术视角看待。

欧阳文忠论北碑

康南海言：“唐宋论书，绝无称及北碑者，唯永叔《集古录》乃曰：南朝气尚卑弱……自隋以前，碑志文辞鄙视浅，又多言浮屠，然其字画，往往工妙。欧公多见北碑，故能作是语，此千年学者所不知也。”

按康氏论书，向来卑视宋人，然其引欧阳永叔之言北碑者，实为高明之见。故若言碑学起于清季，恐多不确。习碑自唐以后清以前当为稀少，然有宋诸家，若欧阳永叔、苏文忠、黄山谷者，皆擅习碑也。是宋代碑拓之盛之精，固不下于清。吾观东坡楷法，非自王右军入，实自颜鲁公及隋碑入，而颜鲁公及隋碑，皆传北派之法。故东坡之书，实融会南北、兼蓄碑帖之故也。山谷楷行更是北派家法，山谷尝见断碑《瘗鹤铭》而笔法大悟，自是变法，《瘗鹤铭》虽为南碑，然殊不知南碑皆出北碑，南碑北碑皆出汉分矣！以东坡、山谷彼时之限，所见北碑固不为多，然天才之所出，见一碑胜见十碑矣。设若以今之视古，则古人学书当为拙劣甚矣！

张伯英碑书小不如大

张伯英自书联句气势磅礴，笔画纤细瘦劲却又字势开张。既能收得住又能放得开，点画行笔犹如排兵布阵，未有一笔苟且处。伯英书碑尤擅长线条布画，长枪大戟而又密不透风，如临阵杀伐，令人望而却步，远望有一种悲壮之气。伯英为晚近碑派大家，与其他碑派书家所不同的是，伯英碑书温婉自然，流畅蕴藉。虽以方笔为主，但没有刀刻的做作痕迹，今世书碑多求刀刻味，落入矫柔做作之嫌，伯英擅擘窠大字，字愈大愈佳，小字不如大字，小字如弱柳扶风，虽风度蹁跹，然终失其气格也。晚近大字佳者尚有郑孝胥，郑氏书亦大字佳于小字。惜伯英擅碑不擅帖，其碑书用笔丰赡，然小字行楷却有逞强使气、用笔单一之嫌。近世碑派书家多兼重帖学，如翁文忠公行草翰札与大字题匾可谓双管齐下，康南海小字翰札多有胜于大字榜书处，是习帖之故也，梁任公书大小兼顾，碑帖并重，以碑派笔法入帖，篆分入行草，妖娆多姿又骨气洞达，于右任亦碑帖并重，正书与行草齐头并进，郑孝胥多以大字笔法书行草翰札，格在苏子美与黄石斋之间，吴缶翁以篆籀入行草，亦气息佳妙，惜其匠气外露，致流于中品也。

晚清民国对联书法

晚清民国，对联蔚为大观。然特出气象者不多。其中上品以郑孝胥为代表。郑孝胥写对联有几个特点，一是对联多，给钱就写，当时东北大街小巷都是郑的招牌字；二是速度快，下笔就写，看似应付，实际很考究；三是对联多以大字为主，气势撼人，可谓椽笔也；四是模仿者众，而且模仿得有模有样，真假难辨，今天市场上的郑孝胥作品，大都是赝品，不过有些赝品足以乱真。除了一大批造假者外，还有很多直接学郑孝胥者。当时学郑者比比皆是，甚至连很多文人如袁克文、胡适、潘天寿、周作人等都直接学郑，并形成了郑派。那时候写对联能写得过郑的委实不多，沈曾植、梁启超、吴昌硕、康有为、于右任等皆善此道，沈曾植以学问入书，糅合诸体而成一家，然其结字行笔有时难免流于扭结之嫌，过于追求险峻，失于平正浑穆清刚之大气象，康有为对联颇有气象，大开大合，但有时亦不免粗鄙，梁启超对联件件精品，诸体糅合得很好，是唯一一个能与郑氏比肩者，吴昌硕篆书笔力精绝，对联总体质量较高，但难脱职业书画家的匠气，格不如郑、梁，于右任对联大气浑穆，格局很大，精彩者甚多，但其大字行楷好于草书对联，良莠不齐，且有俚俗气。李瑞清、胡小石皆承康氏碑派余绪，然行笔刻意追求碑刻的刀味，难免做作。

被打压的梁启超书法

广州艺术博物院曾办容庚藏近现代名流书法捐赠展。其中，大多为岭南书家，岭南书家中，又多为碑派书家，近代岭南对碑学寝馈之深，于此可见焉。而近代岭南碑派书家，又几乎都受康有为影响，且仅康门弟子就占去了一大半。岭南书法为晚近书法之大宗，可惜民国晚期以后渐呈衰退之势。国民党走上政治舞台之后，对以康梁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大加贬损，也包括书法方面。于是乎，在民国的所谓“书法四大家”中，于右任、胡汉民、谭延闿、吴敬恒全是国民党人（好在还有一个谭延闿，不全属于国民党）。而当时享有书法盛名的康门如罗复堪、罗瘿公等却绝口不提。尤其是胡汉民国民党中央对梁启超的打压，使得后世对梁氏书法评价远远偏低，而同为广东人的胡汉民的隶书却被吹捧为民国四大家之首，实际上隶书小气拘谨，不能为大家，有氤氲书卷气，然乏大格局大气象。胡汉民隶书，远者不说，仅与当时的郑孝胥、梁启超隶书比，也只是居于三流之下，在当时仅能算是三脚猫功夫。（作者为《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

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