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艺术的“化学质变”

来源：VISION青年视觉作者：时间：2018-08-08

科学与艺术的“化学质变”

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表达月亮的人，只不过科学家表达的是环形山，而艺术家表达的是月光。哲学和宗教早已被证明是艺术的源头与归宿，而看似与艺术相距甚远的科学领域，则在用另一种方式影响着艺术边界的探索。比利时艺术家卡斯滕·霍勒(Carsten Höller) 就是一位横跨科学与艺术范畴的人，霍勒曾经是从事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1993年离开科学事业，转向艺术创作。他的作品充满实验性，通过精心的控制与参观者的参与，弹指人类知觉与逻辑的界限，他常常建构出一个大型空间，观察置于其中的人，用理性角度和艺术方法去搜集人们的触觉，同时也不断激发人们感知世界的张力。

霍勒早在90年代就以”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创作闻名于艺术界，和大多数事物相同，人们判定事物是否有趣、是否具有娱乐性的标准也不断发生着改变。霍勒曾说：“一切行为都由固定公式主导，所以万事万物可以循环至无限。”霍勒乐于探讨人性和科学的关系，用科学思维操控艺术行为，每个装置或摄影作品都是一场趣味性尝试。从1998年起，大型滑梯和游乐场便成为了他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物体，霍勒将其视为探索人类行为与情感的媒介。2006年，霍勒在伦敦举办名为《试验场》(Test Site)的装置展，5架金属滑梯凭空出现在涡轮大厅中，使得一个四平八稳的空间变得不可控，旋转滑行使人视线模糊，这种伴随着迷失、焦虑、困惑的过程被称作“重力引起的意识丧失”，来得快去得快的爽感新奇无害，令人欲罢不能，物我两忘。霍勒认为滑梯是用来传递特殊情绪的工具，他的目的是探索滑梯和外物对不同个体产生的情感作用。滑梯是可以从内部感受的雕塑，与许多同样致力于游乐场设施的艺术家不同，霍勒坚持认为滑梯不仅仅是属于孩子的玩具，也是日常建筑场景中具有实用价值的设施。

除大型装置外，霍勒也一直在开拓用其他表现手法传达滑梯和游乐场对观众的作用力，在此次影像上海(PHOTOFAIRS Shanghai)的展览中，由常青画廊提供的《法萨诺幻想(Fasano Mirage) 》是一副四色C印刷作品，出自霍勒装置摄影系列《Amusement park》。在这个系列中，霍勒首先建造了一座童年记忆里的游乐场，并在此基础上用四色印刷的手法将游乐场低速运转的瞬间记录下来，凸显狂欢的超现实感，延长的曝光使游乐场被抽象成重叠线条，影影绰绰，像是飞驰列车上捕捉的片段。霍勒试图用画面重建的方式唤醒久远的记忆，同时也用迷幻色彩扰乱人心，创作意图和游乐场本身的意义不谋而合，精神与身体处于失重状态中，挑战人不设防的可能性。

Fasano Mirage

Four color C-prints on Aludibond, acrylic glass frame

Image: 124 x 92,5 cm

另一副在影展上海亮相的作品出自《鸟(Birds)》系列。霍勒是一个执着于动植物研究的生物学家，在1992-94年间大量培育鸟类，尤其钟情于声音优美的品种。得益于丰厚的专业背景，霍勒人为控制了鸟类的繁衍过程，选择性地将不同种类的基因进行配比，所以这些鸟无论从外形还是品种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霍勒后来将它们制成标本，并用凹版印刷术将鸟类定格在画面之中，将标本转化成了百科全书般的图解艺术，彩色与黑白间的印制版画暗喻了杂交鸟类脆弱的状态—介于自然和人类文明间，却不完全属于其一。

Gesangskanarienmobile

(Singing Canaries Mobile)

2009

”Divided Divided”, 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 Rotterdam, 2010

在巨型滑梯和鸟类之外，千奇百怪的毒蘑菇、驯鹿也总是霍勒作品的常客。多年来，霍勒用大型装置、多媒体艺术和多物种并存的空间扰乱看客思维，以分割为法则不断挑战观众的惯性意识，因混乱而产生的迷惑性，则是霍勒每次“艺术实验”的目的。霍勒认为“被更改的精神状态能够加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2010年，在名为“苏摩”(SOMA)的展览中，霍勒将 12 头驯鹿分两组饲养在汉堡火车站美术馆，给一组驯鹿喂食毒蝇伞，并取它们的“致幻尿液”存放在现场供观众尝试。而在今年北京常青画廊的个展“方法论”现场，“苏摩”再次拓宽了表现形式，每个场景都由一只驯鹿、一名女模特和一朵新鲜的毒蝇伞菇构成，暗喻吠陀文学中提到的神秘物质。“苏摩”无论作为通往神界的道路或是精神启示的源头，都被吠陀人定义为神圣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该系列作品中，艺术家表明了研究者和圣人之间的某种选择性联系。

Double Mushroom Vitrine (Twenty - Fourfold)

2017

Cast polyurethane mushroom replicas, acrylic paint, glass discs, metalpins, vitrine glass, powder-coated metal framework

145 x 25 x 175 cm

Courtesy the artist

Giant Triple Mushroom

2017

Fly Agaric - Fliegenpilz - Amanita muscaria / Carbolic Champignon -Karbolegerling - Agaricus xanthodermus / Monk’s Head - Mönchskopf -Infundibulicybe geotropa

Polyester mushroom replica; polyester paint, synthetic resin, acrylic paint,wire, putty, polyurethane, rigid foam, stainless steel

Installation view at Henie Onstad Sanatorium, Henie OnstadKunstsenter, Høvikodden, 2017

SOMA

Exhibition atHamburger Bahnhof Museum für Gegenwart , Berlin, Germany

2010

Ph. Attillo Maranzano

霍勒本人是一个极具幽默感和孩子气的人，这一点与他严谨儒雅的外表十分不符，除了斯德哥尔摩工作室的工作之外，霍勒花大把时间在加纳乡下逍遥度日，每天早起捕蝇、培育鸟类，观察记录各种生命体的繁衍生息，然后按时午睡、散步，常年用质朴规律的方式保持激情与敏锐。霍勒调侃说自己是一位“恰到好处的科学家”，他曾说：“用我的科学背景以及科学先行的世界观去审度艺术，可以让我没有任何负担地从事在科学家身份下无法尝试的事情。与艺术相比，科学是一门更严肃也更重要的学科，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研究，也涉及到繁琐的设备、数据和人，虽然科研过程很迷人，但却令我觉得沮丧，因为我往往不执着于事物的结果，对于没有答案的问题更着迷，所以我选择用艺术的手段去解决在科研领域无法开展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