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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的精妙殿本

来源:美术报 作者:小佐 时间:2019-03-06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八日为圣祖玄烨六旬正诞,天下臣民赴京庆祝者以亿万计。时逢圣祖巡幸过霸州水围,臣民自畅春园至神武门辇道所经数十里内结彩张灯,杂陈百戏,迎驾登殿受朝贺。画面宏伟,构图严谨,人物密致,景物繁复,详尽描绘了遐迩臣庶迎銮呼祝的盛大场面。近观图中的场景及人物表情、身姿、衣饰,所有细部的绘刻均精丽、细腻、到位,“恍若目接而身临之”。作品意在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但对考察清代庆典活动和市民风情则是难得的图像资料。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八日为圣祖玄烨六旬正诞,天下臣民赴京庆祝者以亿万计。时逢圣祖巡幸过霸州水围,臣民自畅春园至神武门辇道所经数十里内结彩张灯,杂陈百戏,迎驾登殿受朝贺。画面宏伟,构图严谨,人物密致,景物繁复,详尽描绘了遐迩臣庶迎銮呼祝的盛大场面。近观图中的场景及人物表情、身姿、衣饰,所有细部的绘刻均精丽、细腻、到位,“恍若目接而身临之”。作品意在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但对考察清代庆典活动和市民风情则是难得的图像资料。

“康乾盛世”之下,经济相对发达,圣祖、高宗又重视文教,故可以不惜财力来刻书,殿本校对严格,纸精墨妙,装帧考究,具有鲜明的宫廷特色,成为中国印刷史上的浓重一笔。

中国古代刻书可分为官刻、坊刻和私刻三大系统。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32),明宗敕令国子监雕印“九经三传”,史称“五代监本”,被视为官刻之始。此后,官刻在历代刻书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官刻,尤其是中央政府主持的刻书,往往会令官员精加校勘,慎选手书写版样,刊印精良。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中载有至正六年(1346)刊本《宋史》的牒文,从中可以看到:元代政府为了保证刊刻质量,甚至不远千里送到杭州为治所的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来刊印,所动用的提调官、儒官多达十九人。尽管当时国家财政困难,无专款拨给,只好利用江浙行省的贡士庄钱作为刻印费用,但仍雇佣良工巧匠,不惜工本,初印也是用上等纸。官方刻书风气之谨严,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的官刻中有内府本,即为皇家刻本,多由司礼监所负责的经厂刊印。清代宫廷刻书就是从明代内府刻书发展而来,其中,最主要的刻书机构为武英殿修书处,所刻之书被简称为“殿本”。

武英殿坐落于紫禁城西南角西华门内。康熙十九年(1680)在武英殿设修书处,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校对、雕版、印刷、装潢等事宜。此后武英殿修书处一直延续到清王朝覆亡,历经九朝,前后二百三十余年。至于武英殿修书处总共刻过多少种书,民国十八年(1929)所刊行的《北平故宫博物院报告》记载殿本书库藏书“共计四百四十一种,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一册”。后有学者据《陶湘殿版书目》资料统计殿本数量为五百二十种。实际到底有多少种,恐怕很难统计清楚。从现存的殿本来看,武英殿刻书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广泛,为历代宫廷刻书所不及。其中,康、乾二朝,武英殿所刻之书,尤为世人所推重。

“康版”彰显宫廷富丽之气象

康熙朝武英殿所刊刻的书籍版印、装潢皆精美,书品华贵,世称“康版”。字体上采用流行的方体字(又叫宋体字)或软体字。顺治时期内府刻本也用方体字,但不如武英殿刻本精整。如康熙五十年(1711)武英殿刻本《佩文韵府》即采用方体字,字形略显瘦长,写刻精良,版面整饬,就连康熙帝本人也称赞此书刻得好。但方体字因横轻竖重,结构方正而略显板滞,容易让人审美疲劳,故康熙中后期,殿本用软体字逐渐多了起来。这种软体字主要为楷书,字体圆秀,形态端庄,笔划清晰利落,如康熙五十二年《御选唐诗》用软体大字写刻,极为精美。部分殿本所用的字体为欧体字,刻写难度较大,为时人所爱。清人金埴《不下带编》云:“自康熙三四十年间,颁行御本诸书以来,海内好书有力之家,不惜雕费,竞摹其本,谓之欧字。见宋字书置不挂眼。盖今欧字之敬上,超轶前后,后世宝惜,必称曰‘康版’,更在宋版书之上矣。”评价可谓甚高。

康熙时期,殿本所用纸张细腻洁净,无帘纹,质地薄而均匀,显得墨色乌黑醒目。以前人们常常称之为“开化纸”,然而在清宫档案中基本上没有对开化纸的记载,因此有学者指出,所谓的开化纸,实际上是连四纸。(翁连溪:《清代内府刻书研究》)近年,通过对殿本等纸张的纤维化验,已基本坐实此说。在书的装帧方面,殿本亦非常讲究,多用青色装饰书衣,配以黄色书签,典雅庄重。华贵者如康熙五十六年刻本《万寿盛典初集》,此书为庆祝康熙六十寿辰所编著,采用黄丝线装订,五色云龙团寿纹织锦函套,洒金笺题签书名,彰显了宫廷刻书豪华富丽之气象。

乾隆一朝殿本至极盛

至乾隆时期,官府修书、刻书空前繁荣,武英殿刻书也发展到鼎盛时代。康、雍时期,所刻史书较少,而乾隆则比较重视史书的刊刻,钦定“二十四史”,并由武英殿修书处刊印。其版式行款为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字体严整,被称为“殿本二十四史”。

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起,为节约工料,武英殿开始大量用木活字刻书。因“活字”之名不雅,乾隆赐名“聚珍”,印书一百三十八种,此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般的活字印刷,边框多为拼接而成,故版框四角有时不能完全合缝。而聚珍本的特点在于,版框完整,四角无开裂,界栏也与上、下版框衔接严密,系套印而成。版心之上题书名、中标卷数,下为页码及校对者姓名,亦非活字印刷,均为嵌入。正文部分则与一般活字本无异,墨色浓淡不均匀,行字不甚整齐。字体则为方体字,笔画相对匀称,版面疏朗,用洁白均净的连四纸(或称连史纸)及黄色的竹纸印刷,装订划一,令人赏心悦目。乾隆四十一年(1776)将该丛书颁行东南五省,并准许翻刻,浙、闽、赣、粤等地纷纷开雕,不过已为雕版,而非活字,这些翻刻本则被称为“外聚珍本”。

乾隆一朝,武英殿刻书规模大,校勘精审,气魄非凡。近代藏书家陶湘在《清代殿板书始末记》中评价道:“乾隆一朝,四年诏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十二年刻《明史》《大清一统志》,次刻《三通》,再次刻《旧唐书》,凡在十二年前刊印者,其写刻之工致,纸张之遴选,印刷之色泽,装订之大雅,莫不尽善尽美,斯为极盛时代。”

印刷技术集大成者

除了一般的雕版、木活字外,武英殿修书处还采用彩色套印、铜活字等形式多样印刷技术。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殿本《古文渊鉴》为朱、墨、黄、绿、橙五色套印本,乾隆时期四色套印本《御选唐宋文醇》、五色套印本《劝善金科》等,皆色彩纯正,刻印精良,极具观赏性。铜活字则有康熙时期的《御制律吕正义》《御制钦若历书》《御制数精蕴》以及雍正时期的《古今图书集成》等。另外,殿本书中还有不少精美的插图版画。如康熙时期有《御制耕织图诗》《避暑山庄诗》,乾隆时期有《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南巡盛典》《皇清职贡图》等,这些插图版画,系名手刻绘,笔触细腻,刀法娴熟,线条十分流畅,画面生动华丽,有明显的皇家版画之风格。

“康乾盛世”之下,经济相对发达,圣祖、高宗又重视文教,故可以不惜财力来刻书,殿本校对严格,纸精墨妙,装帧考究,具有鲜明的宫廷特色,成为中国印刷史上的浓重一笔。

(作者为日本筑波大学研究学者)


编辑:职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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