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未走进影院，就看到了影片《柳青》因受到美国大片的冲击在北京院线“沦陷”的信息。于是，我赶紧冲进附近的一家“奥斯卡”厅，怀着几分悲壮，抢睹《柳青》风采。剧终人散，心中五味杂陈，深感当柳青这样的作家不容易，当《柳青》的编导不容易，当《柳青》的观众更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传记片难拍，在中国传记片更难拍。如果拍柳传志的女儿、滴滴打车的创始人柳青，满满的励志故事和现代都市元素，票房也许会是别一番情景。但田波偏偏选择了“愚顽固执的乡巴佬”作家柳青以及柳青所处的上世纪50年代初的终南山下近似于洪荒原始的环境背景。按照票房标准预测，他还未开机就已经“沦陷”。其实，要给处于中国艰难岁月里在科技领域探索的英雄人物拍传记片，譬如钱学森式的两弹一星人物，焦裕禄、雷锋式的模范，都会是叫好不叫座。哪怕是当今功勋卓著的屠呦呦和袁隆平，虽然袁隆平培育的大米很好吃，甚至一边吃着袁氏大米一边骂袁隆平的大有人在。市场就是这么无情。在这样的市场氛围中，田波还敢于花6年时间拍《柳青》，看来他和柳青创作《创业史》一样有着同样的“愚顽不化”，不是狂士也是死士。也许他认定这件事早晚总得有人做，也总会有人去做，也总会有人认为值得做。
愚钝的我，对于“谁把苦茶放进了甜品店”的问题只能自问却自答不出。但我清楚，影片《柳青》的主旨是树立一面镜鉴，对照并净化国人的灵魂，呼唤在风雨年代以及商品大潮中失落的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韵，以再铸中华魂魄，这个功在千秋的大事项，是不可儿戏的，是不可随意交给市场的。正像柳青们的良心是无法用菜市场的度量衡来衡量的。遗憾的是，《柳青》还是被送进了“甜品店”，毫无悬念地落败了。正像一瓶装满人参的老酒，或者是一杯略带苦味的苦丁茶，被少男少女们冷落一边。此刻，我也不想让“谁把苦茶放进了甜品店”的问题难为大家了，我想换个角度思考一个问题：柳青一生中哪些故事可以进“甜品店”？
甜品店也不是不能从《柳青》中分一杯羹。在延安时期已经成名、已经在北京有了“黄金屋”和“颜如玉”的柳青为何要扎根陕西终南山下的皇甫村，和农民滚爬在一起。影片中，柳青的前妻在北京，第二任妻子马葳跟他深入生活住进破庙，《创业史》的万元稿酬也捐给了农村，最后忍受不住迫害而自杀，没跟着他享过一天的福，柳青如活在当今时代，能娶下老婆吗？又有谁愿意给柳青当老婆？这类话题完全有火爆、热炒的可能。另外，柳青倡导的陕北大面积栽种苹果树的构想，已经由他呕心沥血的建议、呐喊，幻化为三秦大地金光灿灿的苹果品牌，对于身处甜品店中享受生活的年青一代，当品尝酸甜可口的陕北苹果时，偶尔能想起为这份酸甜而洒下过苦咸的汗水和心血就行了，就足以告慰那位为中国农村富裕而固守信念的倔巴老头了。当然，如果年轻后生们在品尝陕北苹果时能联想到影片《柳青》中，柳青借阅啃读《陕北延安气候与果树栽培》的一片苦心，这也足以让这部影片的编导们失望的心得到一丝金贵的安慰。
这个话题实际上就是拍影片《柳青》给谁看的问题。而我觉得，把甜品分给娱乐圈，把苦茶留给需要明目提神的思想探索者。
应当说，在“甜品店”外面，在思想研究机关、在高校课堂，有着分享《柳青》的庞大群体——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些群体前端，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追溯者。合作化运动在如今看来，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走了捷径而歧路亡羊，但柳青选择的作家使命之路并未寻求捷径，而恰恰选择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充满荆棘的路。我们不能以合作化的成败得失来论说柳青和他同时代的英雄。他们无论成败都是歌，这首歌中就有历史的回声。
农村公务员队伍也是《柳青》的受众。时代在变，“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犁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口号早已变成现实，但广袤的农村，小农经济的思想还顽固地存在着，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不比柳青时代简单笔直。基层的公务员们还真应当像柳青那样心入深入农民之中，和他们融为一体，引领他们走上致富之路。
作家群体和立志于人文科学的大学生群体，真应当耐着性子并抱着虔诚之心观看《柳青》，以从中获得启示。
我们的教育家群体，更应当从这部影片中看看想想，地处塞外的陕北榆林中学如何能培养出信念执着的柳青，以及同外国作家代表团用英语侃侃而谈的让现场官员和翻译目瞪口呆的柳青。
仔细品味影片《柳青》，该回味的东西很多，尽管回味是苦涩的。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