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不容质疑？

最近有关“四大发明”的话题又燃爆网络。

事件起因于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在课程QQ群“创新的本质2019”和学生讨论论文选题时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也没形成事实上的生产力或协作”“中国古代没有实质上的创新”。随后有学生提出质疑，并将聊天记录截图发在某问答平台，认为郑文锋侮辱四大发明。7月16日，电子科技大学发表声明，认定郑文锋有师德失范行为，并取消其教学工作，停止其研究生招生资格，期限为24个月。

从表达上来看，郑教授的表述不是很严谨，有点太绝对化。但这只是学术问题，与师德无关。而学生的举报和学校落下的板子，反倒让人不寒而栗。学术问题，有讨论就会有争议，但把学术问题上纲上线，不是无知就是无耻了。

况且，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从来就有，余秋雨就曾在电视节目中质疑过“四大发明”，他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农耕文化的民族，天文历法理应是第一发明；而中医中药对于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民族而言，重要性也非同一般，应排在第二位。中国科学院王渝生教授也曾认为，“四大发明”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古代科技的最高水平，中医中药、赤道坐标系统、十进位值制、雕版印刷，都可与之“平起平坐”。上海交大江晓原教授也曾更是从影响力、发明优先权、科学技术含量三个角度提出过两组“新四大发明”，一组是丝绸、中医药、雕版印刷、十进制计数；另一组是陶瓷、珠算、纸币、阴阳合历。

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华夏五千年，必须抱残守缺地认为中国只有四大发明吗？

其实，“四大发明”最早出现在培根的《新工具》一书里，但里面只提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种。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有这样的表述，“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指南针造成了地理大发现，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同样只有三种。“四大发明”的说法真正形成，源于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撰写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一书，此后便广为传播，妇孺皆知。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居然不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讨论四大发明的时候，应当秉持什么态度，真的容不得质疑吗？

换句话说，贬低现有四大发明的说法，就是不自信了吗？显然不是，笔者了解到，北京的中国科技馆新馆内陈列的四大发明就不是我们教科书中的那四个，而是丝绸、青铜、陶瓷、造纸印刷。

可见，现有四大发明的说法，显然不能够有效代表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成就。既如此，何妨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并未要“东风压倒西风”，只要合理自洽，就是有意义的。学生“挖坑”，学校“埋土”的做法，就是关上了学术讨论的大门，就是一种文化不自信，有悖于大学精神。

而重新审视“四大发明”，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要有文化自觉，而这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前提。2017年，科技史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就编写了《中国三十大发明》一书，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进程有突出贡献和重要影响的重大发明进行了论证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的“三十大发明”。正如该书主编华觉明先生所讲的那样，“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要把它弄清楚”，“在发明创造的问题上，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我们的话语权从哪里来，不就是一个又一个讨论和质疑中得来吗？所以，与其“抱残守缺”地固守四大发明，摆出不容置疑的姿态，倒不如放开眼界，向中国科技史纵深处搜寻，这样才能避免成为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

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