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还记得，英雄就永远活着

11月13日，刘增良（右）在寻访途中向群众确认寻访信息。 党骁 摄

“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

儿时傍晚，蒲城县苏坊镇义门村的晚风中，总飘荡着抗战英雄的故事。那些名字，像种子一样在我心里扎根，也最终牵引着我用大半生去追寻那抹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我是刘增良，一个帮英烈“回家”的人。

这一切，要从我的四爷刘鸿烈说起。他曾参加贵州剿匪和抗美援朝，荣立“甲等功”“大功”，还在朝鲜荣获两枚功勋章。当年，全乡人扭着秧歌、敲锣打鼓送到家的那张军装照，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记。

然而，真正让我踏上这条“寻亲”路的，是村里另一位英雄——刘光秀。以前，总听老人们念叨他“31岁时，打日本鬼子牺牲在中条山”，可除了“机枪连上尉连长”的零碎信息，再无更多痕迹。

直到有一天，我从他家人手中的铁皮盒里，翻出一张褪色的军装照。照片上的年轻人眼神清亮，仿佛正透过岁月注视着我。那一刻，我意识到，英雄不是教科书上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身边人。

1985年我南下广州求学，便利用课余时间一次次到黄埔军校旧址查阅相关资料，在当地多方打听刘光秀的消息，尽管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但我从未放弃寻找。

转机出现在2020年。当我在《民国三十七年蒲城县志稿》里终于翻到“刘光秀”三个字时，双手禁不住颤抖。后来，经文史爱好者推荐，我又在陕西省红色文化研究院的书柜里找到了那叠珍贵的学员名录。当“刘光秀，陕西蒲城人”的字迹映入眼帘时，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

随着更多史料浮现，刘光秀的形象渐渐清晰：1910年出生，1928年投奔杨虎城将军，1931年进入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1941年5月8日在山西平陆县羊皮岭阵亡……更让我动容的是，国家从未忘记他，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到2021年他的名字被刻进蒲城英烈馆，这位英雄始终被铭记。

2023年退休后，我把为渭南籍抗战烈士寻亲的事当成了全职工作。一人一车，4万公里行程，足迹踏遍渭南700多个村落。寻访路上的艰辛难以言表：九旬老兵记忆模糊，有时聊一下午才能拼凑出几句关键信息；有些家属心存顾虑，我便耐心解释。但感动也总在细微处涌现：白水县的杨天荣夫妇见我一天还没吃饭，立马擀起面条；蒲城县烈士赵百海的继子赵建学，大老远骑电动车到村口接我……这些温暖都成为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如今，我的寻访名单上记录着60多位抗美援朝老兵的口述史，近600位烈士的亲属信息；我整理的《渭南籍抗美援朝烈士名录》被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采用；我撰写的论文获得了市级优秀奖。今年清明节，当我带着30多位烈士后人去蒲城县永丰革命烈士陵园，83岁的刘长江抚摸着他父亲刘光秀的墓碑哽咽地说：“爹，我来看你了……”看到这一幕，让我想起一位老兵信中的话：“我们流血牺牲，是为了后代不再流血牺牲”。

四爷的军功章早已褪色，但它照亮的路，会指引我一直走下去。如今，我给学校捐赠红色图书，筹备出版《渭南英雄儿女》，只想让孩子们知道：英雄不只是课本上的名字，还是会怕疼、会想家，却依然选择奔赴战场的普通人。只要我们还记得，英雄就永远活着。而我能做的，就是做那个“记得”的人，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渭南日报记者 姜晓采访整理）

编辑：佑怡           责编：王越美           终审：张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