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禁书的时代
“五经”：汉代的大众读物
“五经”成为汉代的普及读本，与“四书”是明清两朝的普及读本一个缘由，出于科举和仕途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不仅仅是国家人才的成长道路，还是穷门小户的希望之光和生活出路，底层人家的孩子，只要苦读书，就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汉代还没有科举考试，是察举制，也就是推荐制。汉武帝时期的推荐标准是：“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县令、侯相、县长、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汉书·儒林传》）推荐对象是“有好文学”,指读书出众的。汉代，“文学”一词比今天含义厚实，有写作的一面，但更多指读书，且能从中读出学问的。政审标准是“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发现这样的人才后，“令相长丞”上报给“二千石”。“二千石”是以级别工资代指郡守及诸王相。“二千石”考察通过后，要带着考生及具体的推荐者赴京城长安，到太常处报到。太常是九卿之首，掌管国家礼仪、宗律、天地祭祀，还分管文化教育。入门太常后，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结业时严格考试，读通“一艺”（一艺指一经，汉代六艺指“五经”,再加上《乐经》）以上，“补文学掌故缺”。“文学”和“掌故”均是官职，也相当于资格学位，“文学”是学官，“掌故”是史官。学业突出的直选为郎中，汉代的官职中，带“中”字的都是中央机关干部。“太常籍奏”,指进入国管后备干部序列。“既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中特别突出的，直接奏报皇上，告示天下。这是汉代选拔人才的机制，同时还有退出机制，“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连一本经都读不通的，劝退，再递补另选。汉代读书讲究读通读透。“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治《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汉代的公务员有读书风气，因为书读好了可以仕进。公孙弘是汉武帝时的丞 相，也是《春秋》研究专家，还是人才选拔和退出机制的顶层设计者。
汉代的文化生态不是一时之功，而是累朝积淀而成的。汉武帝在国家人才选拔主渠道外，还设置有更高层面的学术机构，设置博士官，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科学院。博士官招研究生，“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博士弟子不是一般的研究生，要精通“五经”的。“复其身”是很高的待遇，一般官员都享受不到，终生免税赋。武帝之后，汉昭帝“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汉宣帝“增倍之”,是二百人。汉元帝时增为一千人，而且“能通一经者皆复”,通一经，就可以终生免税赋。到了汉成帝时期，“增弟子员三千人”。读通一门经，就可以光耀门第，还可以终生免税赋，这对普通人家是多么具体的诱惑和鼓励。
我们今天读到的“五经”,是经由汉代“抢救文化遗产”重新整理的，整理工作难度极大，因为“焚书坑儒”几乎毁绝了民间存书，仅有《易经》因“卜筮”之名侥幸逃过劫难。更致命的是，项羽攻入咸阳城燃烧了三个月的那场火，使皇宫的“国家藏本”荡然无存。所谓的整理工作，是依靠老读书人的“文化记忆”,说白了就是背书而得。后来在孔子老宅夹墙里发现了部分善本，但也由此有了经学的“新旧”之争。
汉代的经学研究，守着“夫子不以空言说经”的方法，下踏实的笨功夫：“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代经学研究最大的亮点是允许各抒己见，也允许各持己见，形成了多家学派，“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汉书·艺文志》）。汉代的经学研究，是中国文化的旷世功德，是在废墟之上重整旗鼓，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和再出发。
班固对西汉文化生态是这么总结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汉平帝年号）,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从汉武帝到汉平帝，百余年形成的浓郁的文风和学风，在于“禄利之路然也”,是政府的禄和利起的推动功用。如今倡导全民阅读，是天大的好事，形成踏实的读书风气，还需要更多跟进实际的作为。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