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穆涛
这样的区划规模，于今天是可行的，但在交通和信息均严重落后的古代，政府在施政上掣肘太多。汉代建国后，即着手进行行政区划改革，给国家重新布局，基本上是打碎了重来。后来国力不断增强，边疆地区逐步稳定与界定，及少数民族地区内附，又不断新置郡县。（中国边境的首次整体界定，是在汉代完成的。汉之前，国家边境线是模糊的，无论东南西北，到处都是“有争议地区”。）汉代的设郡置县工作是渐次完成的，自汉高祖刘邦，到汉昭帝刘弗陵（西汉第七位皇帝，含吕后）时，共置一百零三个郡，一千三百一十四个县，每郡辖制十到二十个县不等。刘邦开国设置六十二郡；汉文帝刘恒时六十八郡；汉景帝刘启时七十四郡；汉武帝刘彻开疆拓土，“开广三边”，增置二十八郡，为一百零二郡；汉昭帝刘弗陵增置一郡，合为一百零三郡。“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武帝开广三边。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讫于孝平（汉平帝，公元1年即位），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汉书·地理志》）
由封建制到郡县制，由家国天下，到国家天下，是中国政治史的一个转折性进步。这个帝国体制，一直沿用两千余年，至清朝结束。
汉代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治理，是帝国时代里的范本，“西汉吏治，后世称美”。汉代后来的昏聩出在中央层面，皇权被相权架空、外戚摄政等，这些因素导致西汉十一位皇帝，竟有五位无后嗣。而唐朝的失政，乃至亡国，祸根则在地方治理上。唐代改郡县制为州县制，三百五十八个州，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为管控州县，中央政府增强了监察机构的权力，设置御史台。唐代的御史权重，监察内地州县的叫观察处置史，监察边疆的叫节度使，不仅监察，还坐地为实，是地方军政最高长官。汉代的御史（刺史）无行政权，职级也比郡守低很多。唐代后来发生“安史之乱”，即是节度使反过来以地方制挟中央。
通货膨胀
汉代通货膨胀的主因，是货币失控。
汉代建国后，自公元前206年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近九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袭用秦朝的“半两钱”。货币也不由国家统一发行，允许民间私铸。秦“半两”是中国最早的统一货币，铜铸，圆形方孔，因币面有“半两”二字而得名，“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书·食货志》）。“重如其文”指币的体重，一枚十二铢，古制二十四铢为一两。“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吕后主政后，缩水为一枚八铢，汉文帝时，再缩至一枚四铢，但币面上仍写“半两”。说是“钱重难用”，实际上是原材料（铜）紧缺。汉代的山林物产收入不入国库，归皇室，铜矿的采炼、制币和流通掌控在少数贵族以及巨贾手里，钱币私铸，让这一部分人暴富起来，“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这一时期，民间也大量仿制，钱币“制假”并不违法，因而成为“社会职业”，“民亦盗铸，不可胜数”。市井不法商贾还出奇招，把重钱用刀锉薄锉小，用铜屑再铸，有的钱小如榆树荚，仅重一二克，被笑称“榆荚半两”，还有“剪边半两”，即用剪刀剪下边沿的钱币。西汉中期以前，货币流通之滥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其导致钱轻米贵，物价飞涨，民怨载道，“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汉文帝时，贾谊上书直谏当时的币制乱象，主张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市肆异用，钱文大乱”，“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当时藩郡势力强大，汉文帝有心无力，直到公元前118年，汉武帝改革币制，发行“五铢钱”（因币面有“五铢”二字而得名），铸币权收归中央，私铸钱币以死罪论处。
任何改革都是有社会疼痛的，重大改革往往是剧痛。“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公元前118年后五年间，以私铸罪处死者数十万人，畏罪自杀者不可胜数。自首被赦免者百余万人，但自首者不到实际人数的一半，天下人大概都在仿铸新币。《汉书·食货志》里的这段描述让人脊背阵阵发凉，西汉这一时期的全国总人口在四千五百万上下，涉案者已近十分之一。
汉武帝抑制通货膨胀的手段是政治高压，那时候不讲按经济规律办事这种话。严惩私铸，不手软，不留情，后来“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不得已才“赦自出者”。对商贾严格管控，西汉对商业从业者的政策一直苛刻，刘邦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吕后时，“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武帝时期给商人建立市籍，并开始征收工商税——算缗。缗是串钱用的绳子。商人自行申报财产，依收入纳税，税率约为百分之六。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