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发射任务成功后，全体出海人员合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供图
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海上发射瞬间。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供图
尽管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月，但每当31岁的王芳回忆起那片广袤而蔚蓝的黄海海域，耳边还是会不断响起船声、涛声、水手的吆喝声以及海鸥的叫声，眼前浮现的则是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要大的发射平台，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大写的“山”字。
就是在这里，王芳和她所在的试验队创造了属于中国航天的又一个“第一”：6月5日，我国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在此跃然升起，实现了我国首次海上航天发射。在随后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里，有关这次海射首秀意义最多的一个说法是——不仅填补了国内海上发射空白及国际固体火箭海上发射空白，还为我国进入太空提供全新发射模式。
鲜为人知的是，壮举背后有着一群像王芳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所属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海上发射青年突击队，平均年龄仅为33岁。
在两个月前的那片大海之上，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奋勇接力，让火箭最终腾空而起。
那一刻，他们就是中国。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走近这支改写了中国航天史的年轻队伍。
邂逅
当航天和大海相遇
航天、大海、青春……回望过去那些日子，对于正处于历史过程中的年轻人，面对这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元素，他们除了紧张，就是兴奋。
6月2日，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出征之际，30岁的张飞霆望着越来越小的港口和送行的人们，掏出手机拍摄，不愿错过眼前每一个瞬间。这位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型号总体设计师告诉记者，这是他加入中国航天以来鲜有的一次激动，“从来没想过航天跟大海能结合得这么紧密！”
在大船驶向预定海域、信号“失联”之前，他收到了妻子的信息：不要在船上乱蹦乱跳，乖一点。这句来自北京的嘱咐，张飞霆看了又看，流下滚烫的热泪。
在80后、90后的记忆里，有这样一句为人熟知的歌词：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但属于航天和大海之间的邂逅，却并非意外，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注定的相遇。
发射成功后，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金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整个团队从最初的设计到如今的发射，历时超过3年，这期间团队克服了无数困难，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晚。
“为何要历经千辛万苦到海上发射？”金鑫不止一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酒泉、西昌、太原、文昌这些陆地发射场早已耳熟能详，却为何偏偏选择到海上去？有关的解读不少，金鑫还是习惯从安全问题谈起：与传统的陆地发射相比，海上发射远离人口稠密地区，可通过海上航行灵活选择发射点和航落区，有效解决火箭航区和残骸落区安全性问题。
当然，海上发射火箭，并非从海水里发射火箭，而是将火箭矗立在大海之上被称作发射平台的船舶上。就这次而言，重达4万吨的发射平台，主要由年轻的试验队员所乘坐的保障船，拖拽到黄海海域的预定位置。
6月1日，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副主任设计师严宝峰登上发射平台，做了发射平台和保障船之间最后的检查，他眺望远方的大海，满满的雄心壮志：“这里，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但很快，最初的兴奋，变成了抓耳挠腮。各种挑战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是海上的高盐高湿。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支持系统总体设计师姜续说，不管是高盐度还是高湿度，对火箭这种精密装备而言，如果保护工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对设备造成致命影响。
站在发射平台上，姜续指向远处的起竖系统，试验队员必须每天保证它的松紧程度，一个是紧，一个是松，一旦湿度太高，盐度太大，生锈过快就会影响正常工作。
“晚上这里特别潮，那个浪打起来，站在上面能感觉到水哗啦哗啦的，就跟下暴雨一样。”姜续说。
对抗海上的恶劣环境，几乎成了这里每一个岗位都要克服的难题。毕竟，海上和陆地环境完全不同。
海飘
4天30平方米集装箱
在陆地发射火箭时，试验队员往往会在百余平方米的发射指挥大厅里，通过巨大的显示屏、一排排电脑，监控着火箭顺利完成任务。
而在海上，各个系统都被“塞”进一个个小集装箱里。29岁的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遥测系统主管设计师吕顿指着身后的集装箱说，这边是测量系统，那边是控制系统，远处的是测控系统，“看，都挤在这么一个小房间里”。
也因此，试验队员将只有30平方米大小的海上发射指挥大厅称为“迷你指挥大厅”。这个大厅由3个小型集装箱改装而成，打通了中间的金属壁板，开了4个窗口后，一个小型的指挥大厅就渐具雏形。
在内部略显拥挤的空间里，指挥大厅里布置了10多台电脑，火箭飞行和测试中的各项数据就被传输到这些电脑上。一块50英寸的显示屏挂在墙上，可以呈现火箭飞行中的影像，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集装箱外侧漆成白色，上面印着“中国航天”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几个蓝色大字。整个指挥大厅被放到保障船的船头，就是在这里，试验队员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 “海飘”。
在这之前，王芳和队友的出差地点，往往是戈壁大漠、深山老林，这一次却是大海。从火箭初登海上发射平台，到出征茫茫大海，再到最终发射成功、返回山东海阳港口，虽然只有短短4天时间，但试验团队却经历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困难。
海上空气湿度大，为了保障各项敏感设备的稳定，指挥大厅一天24个小时开足空调除湿，但室内空调工作的“嗡嗡”声，与室外船抛锚的巨响声比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
回忆到这里，王芳噗嗤一笑：在发射前的测试过程中，保障船围着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脚下”的发射船两到三公里处，不断调整信号船头船尾的朝向，来回几十次，只为了找到信号最佳的位置。
在这个过程中，位于保障船马达上方的指挥大厅，完全陷入了马达的轰鸣声之中，两人交流要么“接耳”，要么“靠吼”。伴随着巨大的噪声，保障船的甲板，和甲板之上的指挥大厅，还伴随着频率很高的抖动，桌上杯中的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波光粼粼”。
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相对艰苦的指挥大厅，依然是试验队员最爱去的地方，因为这里有他们最关心的数据，偶尔从同事们口中得知的“各项系统都正常”，是那些“飘”在海上的日子里，他们最渴望听到的天籁之音。
临危
一颗卫星突然爽约
有关这次壮举，媒体公开报道里的说法是，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7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事实上，按计划要发射的卫星数量却是8颗。其中1颗，在任务中途“爽约”了。
临近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前夕，一颗搭载卫星因自身突发故障不能发射的指令，传到了海上发射试验队。
“什么？原定的‘一箭八星’，要更改为‘一箭七星’了！”不少试验队员一脸诧异，这颗搭载卫星已经完成装箭程序，飞行程序也已经设定好，如今临时更改飞行数据，还来得及吗？
这一天是5月31日，距离海上发射任务还有6天，但距离火箭出征前往预定海域却只有不到48个小时。整个研制团队笼罩着一层紧张气氛。
回忆起这次突发情况，青年突击队弹道设计师张艳玲说，临时的状态变化给型号队伍带来小小的波澜，要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从硬件入手，打开整流罩，将卫星取下来并安装配重设备；另一个是从软件入手，取消这颗搭载卫星的分离指令。
第一个办法的好处是，可以保留卫星，但要完成一系列操作，再将火箭转运至发射船。这样一趟下来，至少需要4天时间，而此时距离原定的发射窗口，也仅剩下4天。
就在大家激烈讨论各种可能性方案时，张艳玲主动提出回北京修改箭上数据软件，她认为这是对于综合各类情况分析之后最好的解决方案。但时间非常紧迫，只有分秒必争才可能按时完成修改。最终，该方案得到型号两总（总指挥、总设计师）的认可。
得知这一决定后，张艳玲连夜从发射场赶回北京，直奔单位生成新的数据。
这一天凌晨5点多，在制订完成新的箭上数据后，她立即奔赴发射场进行临射前调试。经过测试，一切正常，张艳玲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而此时，她已经连续工作了40个小时。
青春
征途是星辰和大海
6月3日，经过20多个小时的航行，试验队的船队终于抵达预定海域，发射平台也停在相应海面之上。然而此时突然狂风大作，波浪滔天。
“头疼，恶心。”没有了刚开始的兴奋劲儿，第一次上船工作的张飞霆和队友们，在风浪和压力的夹击下，陆续晕船。
次日凌晨，经过一夜摇晃，天还没亮，很多人就跑到甲板上观测海况，因为，这一天6点之前，不管海况如何，工作人员都必须要登上发射平台。
此时，距离火箭发射还有不到30个小时。
35岁的陈曦和队友一起忍着晕船症上了发射平台。作为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电气总体副主任设计师，陈曦的工作关乎这枚火箭的射前瞄准。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一旦射前瞄准精度出现偏差，将导致火箭无法精确入轨。与以往的瞄准方案有所不同，由于火箭是海上发射，必然会受到海浪起伏波动的影响，这就可能造成前一秒调整好的角度，在下一秒完全失效——“人晕船，火箭也会晕船”。
“这给瞄准设计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要在20天内完成整个海上瞄准方案的设计和试验验证，难度可想而知。”最终，陈曦和队友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设计出了首个运载火箭海上发射动态自瞄准方案，他本人也成了我国首个海上发射瞄准方案的提出者。
回忆最初接到这项任务时的情景，陈曦说，所有的队友都没有彷徨和犹豫，而是争分夺秒直接投入到了工作中去。
“以青春的信仰探索星空，以青春的名义筑梦深蓝，在祖国辽阔的黄海海域实现了中国航天的首次海上发射——这是青春最壮美的宣言，也是青春最壮丽的事业！”陈曦说。
在传统的航海和船舶作业中，很少有女船员，但在这支青年突击队里，却有3位女中豪杰，她们是85后甚至是90后——总体设计部指控系统设计师王芳、总体设计部测量系统设计师吕顿和12所制导设计师胡声曼。
在她们看来，哪怕环境再苦再累再恶劣，她们都可以努力克服，“因为必须经过我们亲自测试的火箭才最踏实，而能够有幸在海上亲眼见证自己设计的火箭飞向太空，才是对自己工作最大的肯定！”
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海天相接的那一刻，这群航天人换了一种方式问鼎苍穹，而他们引以为傲的航天征途，也成了真正的“星辰和大海”。
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