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当回乡出席此盛会，无奈烦忧缠身，无法成行，惟有遥祝活动圆满为念。
韩城古来即为“文史之乡”,同中华大地大凡县邑多冠以“人杰地灵”“礼仪之乡”之美誉一般，无甚特异之处，然阅民族志煌煌史册，韩城确实出过人物，也确实有属于自己的故事。韩城人引以为傲者，古有史圣之太史公，近有当代书写战争史诗第一人之杜鹏程，即便清之高位者王杰，也以文才而名垂。因此，韩城素有“好文”“礼文”之传统，好文者也就在韩城俯拾皆是，正是所谓的“上了死牛坡，秀才比驴多”。过去乡人集体心理结构攀比的不是家财万贯，而是家门秀才几人，文人几许；如今时过境迁，崇尚财富文明之风大有取而代之之势，然好文的遗风一直尚存民间，赓续着文脉，尽管尘嚣之中略显悲壮，然肩扛“文史之乡”牌匾的义举不能不令人钦敬几分。我曾不揣才陋，意欲撰写“韩城人”的系列地方文化丛书，当然不是案头摆放着的乡土读物，而是着眼中西方文化视域下的“韩城人”,如同黑格尔探究欧洲人的本性，如同人类学家的玛雅人，自己试图理性解剖一个地方志，终究自己的专业兴趣点在陕西地域文学与文化的探究。然这一方案时至今日，竟不能竞，实在抱愧已久。好在韩城有一批文人贤才，甘坐冷板凳，数年来自研其道，自修其心，文心宛然，始终笔耕不辍。我有幸在杜鹏程文学奖、柳青文学奖等奖项的评审过程中，有幸拜读过他们的苦诣之作，甚是欣慰。其中的佼佼者，便有云平兄。
我早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中就读象山中学时，组织有“黄河浪”文学社，刻蜡版油印有同名的交流内刊，无由间与司马迁中学的云平兄有了书信来往，但未曾谋面。步出大学工作后的某天我们才得以相识，掐指算来也有了近40个年头。
薛氏云平，幼时命运坎坷，但他不畏既定的生命之旅艰辛，怀揣非常人之志，冲破重重障碍，自我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韩城人”故事。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将他和张海迪相提并论。云平兄喜文习文，盖文以言心，可面对这个世界抒怀发声；又悬壶医身，或身心疗治，兼善为之，补缺有鲁迅和郭沫若诸贤达弃医从文之憾，功莫大焉。
我于医只是个病人的肉身存在，无道可言，更不敢造次一二，只有于文尚有体会和感悟几许。曾详读过《捉月亮》和《龙门记》二作，乡风迎面，余韵萦怀：不事雕琢，自然为法；不善机巧，拙朴为美；不苛理趣，常人常道，一切都是自在的文心，自在的灵魂。
人类需要文学，文学需要生活；文学是人类的精神羽毛，生活是作家的生命质地。有无生活，就是文章质地的本相；有无生命，就是文学内质的尺度。当把生命以艺术体验和生活体验的所得行诸笔端，生命就是活态的，历史就是鲜活的。想来，文学即人学，史即为史诗的要津或许在此。这也正是书写者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在云平兄的文章里，不住地触发着我翩翩的文学元命题的种种思考，如是不已。
有人曾反对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主张，我很不以为然。如果作家对生活都不熟悉，何以获得生命的真实和真实的艺术生命。这一定律在陕西当代卓有建树的大家中得到了确切的验证。柳青没有蛤蟆滩的生活体验，《创业史》就难以获得艺术生命力；陈忠实要是放弃了这一定律，敢虚构王鼎朝堂上的行止，准备多年的短篇小说《王鼎之死》就不会成为永远的遗憾。所以，我一直坚信熟悉生活在文学创作中无可取代的价值。无论于历史生活，还是对于作家内心的良知，它是一杆带有体温的称。云平兄的为文做到了这一点。
新诗向来多认为是青年人独享的抒情文体，而在云平兄的《龙门记》中，你却难以认同这一俗见。无论咏，或歌，或忆；还是叙，或述，或抒，大致有如下两个感触：一是真情实感对象化后的自然表露；一是对天地宇宙间生命个体的无尽倾诉。或对象化后的意象建构，或生命个体的悲切欢唱，如果缺失了生命的真实感受及其捕捉能力，那就会陷入僵而不化、行尸走肉的泥沼。也正因为云平兄脚踩大地，发现生活和提炼生活，才有了《龙门记》的泥土芬芳情致，也才见出了这一方韩城人的风致和意趣。这就是《龙门记》所带给人的体悟——它告诉人们，诗歌并非文学的王冠，更多则是生命里最值得惦念的一抹柔软与苦楚。
没有梦想的人生注定是一段乏味的行程，没有诗韵作伴的生命终将是一种可叹的悲哀。我们需要用良善的心底来尽力记录和还原时代的真切足迹与平凡梦想。认卯不认命，应该成为我们平凡人理所当然的行姿，如云平兄如是。
(冯希哲，陕西当代文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西部电影艺术与文化品牌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和主任、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工业大学三级教授。兼陕西省教指委中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陕西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会副会长等。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陕西省委理论讲师团特聘教授，陕西省高校教学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