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坤平
走坊间，访百姓，大家都说镇巴民歌好是好，就是太“苦”了。苦在哪里？就是听了好像在哭，哭得悲伤，哭得深沉，哭得让人受不了。没有陕北民歌那样豪放，没有四川民歌那样欢快，也缺少江苏民歌那样爽朗。
说镇巴民歌“苦”，是因为内容悲苦，调子低沉，情感压抑。
镇巴民歌为什么有一种苦味？镇巴民歌能变甜吗？
作为镇巴人，我们一定要深入思考镇巴民歌为什么“苦”。民歌，既是一种文学创作，也是一种音乐再现。它一定植根于这片土壤，一定来自这里人的生活。镇巴人生活在大巴山腹地，自古以来处于偏僻、封闭、落后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以前一直没有公路，更不用说照电、自来水，还有什么现代通讯。百姓走路长期翻大山，越高岭，穿林过溪，如果不是做生意、不是走亲戚，山里人很少外出，山里的妇女也许一辈子没有进过城。长期生活在大山里，不但物质生活苦，精神生活也苦：
住在巴山窝，
房子千柱脚，
烤的转转火，
睡的包谷壳。
照的松明火，
披的麻布角，
包的圈圈帕，
吃的洋芋果。
（镇巴民歌《住在巴山窝》）
这首民歌就生动地写出了旧社会生活在大巴山里的镇巴人民的生活景况。“巴山窝”就是大巴山里的窝塘、谷地，四周是山，眼前是沟，抬眼望去簸箕大个天，低头是黄泥巴地，住的是土墙木板房，甚至是茅草房，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基本处于原始状态。这样的生活一定很苦，吼出来的声调也一定很涩。
正因为镇巴面积广大，且山大沟深，人民善良，又位居川陕交界处，地形险要且复杂。这样的环境极易被土匪、兵勇、神团之类的黑武装所占据和袭扰。据《镇巴大事记》载，1921年8月孙杰股匪300多人由川入境，在南区一带拉肥绑票。这是有记载的民国年间第一股土匪入镇巴县境。到1938年8月，镇巴土匪饶蛮子指使过街楼大本团郝应显带领100人到渔渡坝，捉住南区区长王应钦，用数把镖子将王戳死在渔渡街上。这是有记载的镇巴遭受的最后的一次土匪行为。从1921年8月到1938年8月，这17年间共有大小土匪31起蹿扰镇巴。其中尤其是王三春悍匪先后进出镇巴16次，盘踞最长的一次达3年之久，进城之后数次烧房子、加赋税、制土币，不断盘剥广大人民，镇巴人民生活在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生命保障、没有出头之日的境地，其生活之苦可想而知。
王三春，龟子孙，
鹰钩鼻，刀子心。
睁眼不认他丈人，
死心踏地打红军。
（镇巴民歌《土匪王三春》）
这样一个睁眼不认人、贪欲无度、嗜血如命的恶匪在镇巴折腾近20年，给镇巴人民造成的苦难简直罄竹难书。
更要命的是，镇巴人民还要遭受大大小小的地主、官绅、团总的盘剥，盘剥的形式多得很。各种税、赋、捐多达80种，听老一辈人说，穷人进城赶集还要缴入厕税，只有放屁不收税。且明里暗里都在盘剥，吸穷人的血连眼都不眨一下。
王槐堂的秤，
百姓恨断筯。
他称穷人三斤粮，
拿到市上多半斤。
（镇巴民歌《秤》）
王槐堂是当时县参议长，官绅加地主，变着法儿吸穷人的血。穷人没有土地、没有生产工具，甚至没有房屋。当长工、乞讨、卖儿卖女，甚至吃人肉、万人坑都曾在镇巴发生过。大部分人只能依附于地主豪绅讨得一碗饭吃，实在没办法只好外出当流民，他们最后的归宿就是抛尸荒野。
娘也穷来爹没筯，
穷得一家光光净。
娘穷晚上盖蓑衣，
爹穷晚上盖斗蓬。
细娃晚上没啥盖，
扣个笆笼过一冬。
（镇巴民歌《穷得一家光光净》）
穷得连遮身取暖的被子都没有，夏天蚊虫叮咬，冬天寒风刺骨，这样的日子谁能撑得住。
穷人再穷也要生儿育女，也要迎送嫁娶，也有生老病死。在大山里生活，在苦难的环境里过日子，最容易培养深厚的感情。镇巴人民好客仗义，就来自居住在深山里的那份质朴。女儿出嫁，既是一家生活的改变也是个人命运新的走向，自然是难分难舍；镇巴人最重孝老敬宗，对父母过世必须慎重对待。婚丧嫁娶就是一家之中头等大事。遇到这样的大事，镇巴人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和程序，形成了特定的风俗习惯。
当然，出于利益的考虑，出于生活的需要，父母把女儿当交易的也不时存在。
爹娘也心狠，
聘礼要白银。
好歹也不问一声，
把奴嫁给恶男人。
恶男人豺狼心，
逼死多少善良人。
嫁到他家活不成，
不是跳河就吊颈。
（镇巴民歌《婚姻歌》）
一旦因为势利把女儿送到火坑，那女儿一定悲苦不堪，自然发出内心的怨恨和抗争。一旦女儿出嫁，父母必定百般不舍，女儿也一定难舍难分。
哭一声，奴的爹，
爹在屋里辛苦些，
屋里屋外都靠你，
上坡下坎要仔细。
哭一声，奴的妈，
十月怀胎生下我，
屎尿一身养奴大，
哪个忍心要陪嫁。
……
（镇巴民歌《哭嫁》）
这样的场面在每一次女儿出嫁都会上演，从出屋到上轿泪洒一路，说不尽那离情别绪。这是一种别样的苦。
更苦的是爹娘过世，离开儿女，到那遥远的天国，更让儿女撕心裂肺，悲天怆地：
灵前点灯放光华，
哭声爹来哭声娘。
空把儿女来养大，
一去黄泉不归家。
灵前烧纸一堆灰，
爸妈一去永不回。
父不叫儿倒开水，
娘不叫女接茶杯。
（镇巴民歌《孝歌.思亲》）
这就是所谓的孝歌。爹娘灵前，儿女悲怆，特别是女儿、媳妇常常要“哭丧”，诉说对爹娘的思念，缅怀对爹娘的养育之恩，诉说自己的惭愧之意，哭得死去活来，哭得呼天抢地，哭得天昏地暗。而哭时，不是“干哭”，而是诉说，诉说时又不能直说，而是伴随着抽噎、伴随着手势、眼神等身体语，把表达的内容合成旋律和音韵，高低有序、错落有致，一声声地喊、一声声地唱、一声声地诉，形成一个完整的过程，直至有人去拉、去劝，才缓缓离开。四周的人听了也不免伤心欲绝，洒下一把把同情的泪水。
镇巴人遭受的苦难主要通过民歌抒发、倾泄、表露，而民歌尤以“哭嫁”“哭丧”最为集中。加上专门雇请的“乐师”的整理、提炼、演唱，孝歌就向歌谣化方向转化，只是没有专人记录谱曲。
年纪大一点的镇巴人自小聆听上辈人劳动时唱民歌，特别是听哭嫁、哭丧的“离歌”“孝歌”，音调显得低沉、压抑、悲怆，好像说尽了镇巴人遭受的不幸，倾吐了镇巴人心中的苦，即使平常的送别也充满了悲苦的味道。从歌谣的采集来看，采集者既要记词，又要记谱。记谱时一定要尽可能记下原唱者的音调，否则就失去了采集的意义。这样自然把原唱者唱出的“苦”记录下来。歌谣作为一种艺术，它是生活的反映，镇巴的歌谣也一定反映镇巴人民的真实生活。
环境的苦、社会的苦、家庭的苦造就了镇巴人民心中的苦，民歌也就带有苦味。所以我们一定要辩证地对待镇巴歌谣的“苦”。这苦是镇巴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是镇巴历史的真实记录，是镇巴人民心声的真实表达。
当然，镇巴民歌也不全是“苦”，也有甜的时候：
映山红花开满梁，
穷人分田耕种忙。
手撑犁头高声唱，
翻身不忘共产党。
（镇巴民歌《翻身不忘共产党》）
这是红军来了之后，解放劳苦大众，打倒土豪劣绅，穷人分田分地，生活有了保障的景象。穷苦百姓是多么高兴，多么激动，多么畅快。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闹革命，人民有了主心骨，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心中的苦自然会烟消云散，人人载歌载舞，心花怒放。这歌高亢、轻快、活泼，充满了自由、欢乐的味道，自然就是“甜”的。
三十四团老虎营，
小阳春打镇巴城。
红军攻开西南门，
城内百姓笑相迎。
县长闻讯脚抹油，
独脚带兵川东行。
胜利品啊摆满城，
大人细娃笑盈盈。
（镇巴民歌《城内百姓笑相迎》）
这首歌反映的是1934年春红34团赶走王三春匪部，攻入镇巴县城，召开群众大会，为穷人出气，捉拿处置土豪劣绅的情景。这是红军首次打入镇巴县城，震动川陕，百姓当然激动万分，欢欣鼓舞。那种甜蜜即使是短暂的也能留下永久的印记。
当然也有民歌既“苦”又“甜”：
九送红军到通江，
通江河上船儿忙。
千军万马河边站，
十万红军泪汪汪。
红军啊，
眼望江水肝断肠。
（镇巴民歌《十送红军》）
这就是有名的十送红军：红军给穷苦人民带来了幸福、自由、欢欣，红军走了又难舍难分，肚肠寸断。这份甜在心中回味，这份苦也在心中珍藏。其歌词情真意切，音调回环往复，把红军的离去、亲人送别的复杂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由此可见，镇巴民歌的苦与甜反映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国民党给人民带来苦，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甜；旧制度给人民带来苦，新制度给人民带来甜；不平等的社会给人民带来苦，平等的社会给人民带来甜。
问题又回到开头。人民群众听了镇巴民歌认为“苦”，是因为听到的民歌调子低沉、压抑、凄惨，缺少明快、轻松、欢乐的味道。这是属于审美需求的新变化。文艺为人民服务，群众的心声我们一定要听取，一定要重视。我们每个人都向往光明，向往幸福，向往快乐，轻松愉快的歌曲总能吸引人们的注意，这是无可指摘的。因此，民歌的采集者、创作者、演唱者就要适应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对民歌进行忠实记录的同时进行再加工，再处理，创作出丰富多彩的民歌样式，适当加进“欢快”元素，让镇巴民歌苦中带甜，由苦到甜，甜了又甜，以不断适应当今时代的精神需求。继承、吸收、创新，一定会使镇巴民歌焕发新的生机。解放后的镇巴民歌已经悄然改变，变得欢快、高亢和喜辣。更可喜的是，新时代的镇巴人民生活已经很甜，也一定会产生甘甜的民歌，以不负时代的呼唤。
人生的演进是由苦到甜，社会的发展也是由苦到甜，民歌当然也可以苦中带甜。让我们品尝生活的美好，享受艺术的真味，做一个既苦又甜、由苦到甜的山里人、镇巴人、陕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