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碑刻与初唐书法

○ 李旭文

昭陵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依托昭陵陪葬墓之一的李勣（徐懋功）墓园修建而成，占地五十三亩，主要陈列1949年后昭陵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始建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完工，共用时十二年。从唐贞观十年（636年）文德皇后长孙氏首葬，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昭陵建设持续了一百零七年之久。其周长约六十千米，占地面积近七百平方千米，目前发现有一百八十座陪葬墓，是关中唐十八陵及中国历代帝王陵园中规模最大和陪葬墓最多的一座陵墓。该博物馆1978年正式开放，共分《昭陵出土文物精华展》《昭陵碑林展》《昭陵唐墓壁画展》《昭陵文物精华展》四间展厅。其中《昭陵碑林展》占两间，共展出四十多通碑刻、四十二方墓志及两件诏书刻石。昭陵博物馆距唐太宗昭陵约十一千米，是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碑刻墓志藏品最为丰富的，被称为“昭陵碑林”，也是继西安碑林、曲阜碑林后的中国第三座碑林。

关于昭陵的建造，《旧唐书》载唐太宗曾下诏：“……又佐命功臣，或义深舟楫，或谋定帷幄，或身摧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无知，咸归寂寞；若营魂有识，还如畴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岂异我哉！自今已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可知在唐代能入凌烟阁或陪葬昭陵都是极大的殊荣。

昭陵博物馆馆藏碑刻有《孔颖达碑》《许洛仁碑》《清河公主碑》《尉迟敬德碑》《褚亮碑》《豆卢宽碑》《薛收碑》《张胤碑》《房玄龄碑》《马周碑》《温彦博碑》《杜君绰碑》《纪王陆妃碑》《兰陵公主碑》《裴艺碑》《高士廉碑》《张阿难碑》《阿史那忠碑》《李靖碑》《房仁裕碑》《段志玄碑》《宇文士及碑》《崔敦礼碑》《长乐公主碑》《唐俭碑》《周护碑》《程知节碑》《吴黑闼碑》《李孟常碑》《李承乾碑》《姜遐碑》《豆卢仁业碑》《燕妃碑》《乙速孤行俨碑》，共计三十四通。

这些碑石在移入昭陵博物馆之前，损伤严重，碑文大多不能辨识。一方面是因为常年曝露田野、风剥雨蚀，更主要的是人为破坏。清罗振玉《昭陵碑录·校录札记》中记载：“予校录昭陵诸碑，见碑中凡遇‘王’字皆被凿损，初不能知其故。嗣见宋杨文公《谈苑》载……当拱访求古碑，成蹊害稼，村民深以为害，多钎凿其文字，或斫击折为柱础、帛碪云。始知昭陵诸碑乃钎凿于是时，且知诸碑多凿损‘王’字者，因恨溥故也”。清孙三锡《昭陵碑考·自序》中记载：“《集古录》载：‘宋时士人患官长诛求，斧椎频加，则昭陵诸碑始遭大厄。’……道州何子贞太史自蜀入秦，遍访古迹。尝偕沈仲复太史冒雪蹇驴谒昭陵于九嵕山。每摩挲于孔祭酒、虞恭公诸碑之下，流连竟日。土人疑有清地之令，辄将虞、薛诸碑椎毁数十百字。亟出晓谕止之，已不及矣。此昭陵碑二次之遭厄也。”清林侗在《唐昭陵石迹考略》卷三中述及《李勣碑》时也说：“其下半尽磨灭，则亦以摹拓架木盖篷，为乡人苦，故多毁之。”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对田野文物的保护没有很好的措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国之瑰宝才被陆陆续续迁往昭陵博物馆进行保护。因其损毁严重，磨泐太甚，历来研究的学者多，而用作书法学习相对很少。

据相关部门统计，新中国成立至今，全国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墓志近万方。从书法艺术、纹饰、规格、刻工来说，昭陵博物馆所藏的四十二方墓志无疑是唐代墓志中的佼佼者，代表了初唐楷书艺术的最高水平。对研究唐代书法史，特别是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主流的初唐书风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素材，具有极高的考古、文献及艺术价值，志文也可补史料之阙。

本书所录昭陵墓志以书丹时间为顺序排列，从贞观十四年（640年）《杨温墓志》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太子李承乾墓志》，中间跨度98年，清晰地呈现了初唐书法风格的演进脉络，为当代学术研究和书法艺术的临摹与创作提供了新的实证资料和新的视角，意义重大。

昭陵墓志书法的风格大致可划三类。

一、北朝模样褚神韵

《薛颐墓志》，唐贞观二十年（646年）书丹，是昭陵出土最早的一方带有北朝特征的墓志。其书法结字近《张猛龙碑》，笔法方圆兼备，虽弱化了方笔的出现，但在转折、横折钩、横钩、横折弯钩、捺画的线条中依然出现方笔，有明显的北朝影子。很多线条曲直变化，长横、长竖、捺画变直为曲。这些特征，证实隋末及初唐时期，北朝书风仍传承有序，并没有因为唐太宗尊崇王羲之，推重虞世南、欧阳询而中断，只是类似的作品较少，目前发现尚少罢了。

《亡宫五品墓志》，显庆二年（657年）书丹，也是典型的北朝结体，这个时期受褚遂良书法线条细劲的影响，整篇书法写得峻整劲拔，成为一种既古又新、有时代特征的书风。《尉迟敬德墓志》，显庆四年（659年）书丹，结字方正宽博。受北朝书风和褚遂良书法的影响，线条多提按变化，并且弧线较多。笔法方圆结合，笔势雄健，为这一时期有北朝书风的代表作品，通篇两千多字写得轻松自然。《郑仁泰墓志》为麟德元年（664年）书丹，风格近东魏《高湛墓志》。多方笔，线条平整，结字有纵有横，通篇以行书入楷，极富变化。《程知节墓志》，麟德二年（665年）书丹，明显受褚遂良书风的影响，多圆笔，形成中紧外拓、遒劲独特的书风。《李震墓志》麟德二年（665年）书丹，在北朝结字的基础上，夸大字内空间的疏密对比，并参以褚遂良细劲的线条，显得劲拔多姿。《婕妤亡宫三品墓志》，麟德二年（665年）书丹，同样是将北朝结体的特征与褚遂良遒劲的用笔相融合。《斛斯政则墓志》，咸亨元年（670年）书丹。书法风格与《李震墓志》同，也是“北朝模样褚神韵”。《亡宫三品婕妤金氏墓志》，垂拱四年（688年）书丹。结字取横势，笔力刚健、多用圆笔，书风接近《姚伯多造像》。《亡宫三品墓志》，大周长安三年（703年）书丹。书法与刻工相对较差，单刀刻字，直接上石，可能因刻工习惯所致。整体上半部较下半部形成粗细线条的块面对比。《执失善光墓志》，开元十一年（723年）书丹，笔法以藏锋、圆笔为主，含蓄内敛，绝无火气。线条厚重中蕴轻灵，因其增加了提按与曲线的使用。楷中有行，多用连笔，节奏感强。

以上十一方墓志均以典型的北朝书风为主，又参以褚法，时而严整厚重，时而劲健挺拔，时而方正规矩，时而婀娜多姿。将北朝雄强方劲的特征，以褚遂良灵动遒劲破之，并将行书入楷，质妍并茂而不失朴拙，体势峻拔而含蓄蕴藉，结字绵密又典雅灵动，刚柔相济又和谐自然。既有北朝之形体，又有褚书之特点。诚可谓“北朝模样褚神韵”的初唐书法中难得的精品。

这些墓志书丹时间上下跨度近八十年，前期以《尉迟敬德墓志》为代表，略显厚重，后期则主要以瘦劲为主，从中可以捕捉到北朝书风在初唐的发展与演变脉络。虽然《亡宫三品婕妤金氏墓志》书法古拙，但当时整体书风还是以瘦劲为主。近年长安新出土带有北朝特征的唐《杜伏威墓志》也印证了这一点。《杜伏威墓志》书法是典型的北朝书风，多用方笔，字形多纵势，偶见横势者。结字中宫收紧，长横、长竖、长撇、捺画等线条向外舒展。捺画收笔、转折、横钩可以看到明显方折。此墓志为贞观五年（631年）书丹，可见北朝书法由隋入唐仍在延续和发展，遗憾的是这种书风作品流传较少，书法史亦鲜有记载，但从出土墓志数量上来看，与法度趋于严谨、气象逾趋雅正，并以欧、虞、褚、薛为代表的初唐主流书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有益的补充，其在唐代书坛的地位不可小觑。

二、祖述三家出新面

《杨温墓志》，贞观十四年（640年）书丹，其下笔肯定、藏露相间、笔力挺拔而又含蓄温润、法度森严，风格介于欧、虞之间。《长乐公主墓志》，贞观十七年（643年）书丹。用笔灵活多变，收笔多隶意，结字宽绰疏朗，风格近褚。《李思摩妻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书丹，结字方正、外柔内刚、温润平和，以虞世南书风为主，少量方笔及线条有欧书影子。《段简璧墓志》，永徽二年（651年）书丹，字形方正、法度森严，取欧书之法度，而得虞书之温润。《唐俭墓志》，显庆元年（656年）书丹，结字严谨、平实端庄，气息宁静浑穆，风格介于欧、虞、褚三者之间，行书入楷更显灵动。《张士贵墓志》，显庆二年（657年）书丹，结体取纵势，线条遒劲，笔法含蓄，结字舒展有中和之美，风格介于欧、虞、褚三者之间。《唐河上墓志》，仪凤三年（678年）书丹，以行入楷，书学王羲之，得虞世南、褚遂良之神韵，既含蓄内敛又遒劲洒脱。《临川长公主墓志》，永淳元年（683年）书丹，书法在虞、褚之间，逸气遒拔而不失雅度温良。《安元寿墓志》，光宅元年（684年）书丹，书风以欧、褚为主多行书笔意。《契蕊夫人墓志》，开元九年（721年）书丹，书法端庄俊美、不温不火，近虞世南、褚遂良。《太子李承乾墓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书丹，书法介于欧、虞之间，结字严谨，笔法内敛含蓄。

通观上述墓志书法可知，昭陵出土墓志多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书风为主。或将其中两家三家进行融合，化成多种不同面貌，较之欧、虞、褚三家书法亦毫不逊色，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进一步印证了初唐书法的主流风尚。

三、褚为广大教化主

唐代经济繁荣，综合国力强盛，书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代表的书家，其中褚遂良影响最大。

褚遂良（596年—658年），因其为李世民于秦王时建“文学馆”所招“十八学士”之褚亮子，自武德初年入唐后，在乃父政治关系的影响下，备受唐太宗以及父友魏徵、虞世南、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眷顾，数年后位至佐天子而执大政的中书令和辅佐太子即位的顾命大臣。史载，“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晚年楷书，多见“二王”行法，用笔也在欧虞以及史陵的基础上加以轻细，《唐人书评》曰：“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风雅，美丽多方”。这种宽绰疏逸、丰润劲炼的格局，正是初唐书势开始脱离隋代书品影响而启立门户的代表，不仅成为有唐一代楷书成熟的时代标志,也符合太宗李世民所倡导的“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艺术主张。褚书之风格，瘦润华逸，刚柔相济，遂使魏晋流风一变而尽。所以初唐四家，真正启开李唐楷书门户者，虞褚二人，而虞在神，褚在骨，正合李唐法度。

从风格上看，褚书博众家之所长，从欧、虞书法汲取营养，上追王羲之，笔势呼应，一改欧阳询、虞世南线条平直、中实、均匀的特征，行书笔意更加明显，增加线条的提按、曲直、粗细的变化，打破字与字方正均匀，而增加块面虚实和欹侧的对比，既生动又不失法度，遒劲与厚重、动与静、大与小、疏与密、纵与横、松与紧，时而大起大落，时而又平和均匀。处处有阴阳，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书法艺术中应用得淋漓尽致，极尽变化而又完美和谐。米芾《续书评》曰：“其状若岩岩奇峰之峻，英英秾秀之华。翩翩自得，如飞举之仙。爽爽孤骞，类逸群之鹤。蕙若振和风之丽，雾露擢秋干之鲜。肃肃庆云之映霄，矫矫龙草之动彩。九奏万舞，鹓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宜其拜听章帝，留赏群贤也。”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曰：“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虽然“初唐四家”各有影响，但从整个唐代楷书艺术发展史来看，褚遂良的书风才是真正影响有唐三百年最为重要的一家。毛枝凤在《石刻书法源流考》中云：“自褚书既兴，有唐楷书，不能出其范围。显庆至开元各碑志，习褚书者十有八九，诸拓俱在，可复案。”此论为褚遂良“变古制今”的书法创新意义做了注脚。因此，清代刘熙载《书概》中誉“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之论，一语道破褚书才是唐代三百年来最有影响力“流行书风”的事实。

昭陵博物馆所藏的四十二方墓志中，接近褚遂良书风者数量最多。虽大都没标撰书者姓名，但根据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及《房玄龄碑》的笔法及单字校对，其中或有为褚遂良亲书者，也未可知。这些接近褚风的墓志可分为以下三类。

1.介于北朝书风与褚遂良风格之间，北朝结体而加以褚遂良的用笔线条，并巧妙地融入行书笔意，以《尉迟敬德墓志》和《程知节墓志》为代表，详见前面分析。

2.介于欧、虞、褚三者之间，取舍不一，以《张士贵墓志》为代表。

3.以褚遂良书风为主。如《王君愕墓志》，贞观十九年（645年）书丹。与褚遂良《房玄龄碑》书丹时间很近，风格亦极似。书法瘦劲秀逸，结字中宫收紧取纵势，长横、长竖、捺画、竖钩、竖弯钩等笔画向外辐射，显得内紧外松、自然萧散。洵为宋徽宗瘦金书之嚆矢。又如《牛秀墓志》，永徽二年（651年）书丹。线条遒劲、曲直有度，撇画与横画收笔略带隶意。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风格最近，两者书丹时间相距不到两年。另外，《张廉穆墓志》，永徽六年（655年）书丹，书法与《雁塔圣教序》《牛秀墓志》接近。《元万子墓志》，显庆三年（658年）书丹，其笔法、结字、线条均来自褚遂良，单字结构疏朗取横势。《宇文修多罗墓志》，显庆五年（660年）书丹，此志书法线条细劲均匀，字形宽博取横势，单字略小，更显“行间玉润”。《新城长公主墓志》，龙朔三年（663年）书丹，中宫收紧，线条向外辐射，舒展大方，字形取纵势，是褚书风格之精品。《韦珪墓志》，乾封元年（667年）书丹，书法近《元万子墓志》，同属褚书风格。《李勣墓志》，总章三年（670年）书丹，用笔细劲遒妍，布白自然萧散，为褚书精品。《阿史那忠墓志》，上元二年（675年）书丹，下笔遒劲，线条瘦硬。

以上所列褚书墓志，如以风格再细分，又可划为两种。其中《元万子墓志》《新城公主墓志》《韦珪墓志》《阿史那忠墓志》《李勣墓志》书丹时间为658年至675年，乃学褚之书，因褚遂良在永徽六年（655年）被贬出长安，远去潭州任都督，至去世再未回到长安。而《长乐公主墓志》《王君愕墓志》《牛秀墓志》《张廉穆墓志》书丹时间为645年至655年，此时褚遂良在长安为官，与同时期褚遂良书法风格接近，时间也相差不大。这几方墓志要么近雁塔，要么近房玄龄碑，相互之间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在结字、笔法上都有相似之处，线条提按变化极为丰富，字与字、笔画相互之间阴阳关系都处理得和谐自然。除了昭陵出土的墓志以外，长安地区考古也发掘了大量的初唐墓志，其中以褚遂良书风的墓志出土数量为最，尤其是褚遂良晚年以及去世以后达到最鼎盛时期，对中晚唐以及唐以后的书法影响巨大。

通过对昭陵四十二方墓志书法风格的划分对比，可以看出从唐贞观到天宝年间的楷书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主流，中间贯穿北朝书风与王羲之书法的影响。每一种书风的形成都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而取得突破。笔法愈加完备，法度愈加严谨，内涵愈加丰富，乃至盛唐达到书法史的最高峰，气象宏大，元气淋漓，正所谓厚积薄发，国运兴则书法兴，永为后代楷式，这或许是昭陵墓志给我们的启示吧。

唐代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书法家群体，但是能留下姓名者却寥寥无几。从已经出土的唐代碑刻可以看出，很多无名书家与初唐四大家书法不相上下，可惜没有留下姓名。这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很大关系，古人可能更加看重的是人品。欧阳修《笔说·世人作肥字说》中说:“古之人率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人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杨凝式以直言谏其父，其节见于艰危。李建中清慎温雅，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岂有其实，然后存之久耶?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其馀泯泯，不复见尔。”

历史上很多人认为初唐四家中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中唐以后的颜真卿、柳公权就代表了整个唐代的楷书，往往给人造成唐代楷书的印象是法度森严，甚至出现对唐代书法的一些偏见。如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唐代书法的论述与包世臣一样，尊六朝而卑唐。“六朝人书无筋者，雍容和厚，礼乐之美，人道之文也”。“书有南北朝，隶楷行草，体变各极，奇伟婉丽，意态斯备，至矣，观斯止矣。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斯灭尽矣”。然而纵观昭陵墓志，其书法上承北朝、隋代之遗绪，中蕴初唐四家之精诣，下启盛唐之风气，格高韵古，骨气丰匀，气象正大，几乎一志一风格，既有欧、虞、褚、薛四家特征，还有很多南北书风大胆融合，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极大地丰富了唐代书风的类型。值得庆幸的是，昭陵博物馆所藏的四十二方墓志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考古发掘新出土的，保存基本完好，字口相对清晰。这些墓志大都由当时顶尖的书法家或御书手所为，书法一流、刻工上乘，是学习唐代书法艺术的范本。遗憾的是清代人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否则康氏也不会草率作出“几若算子”“古意已漓”等以偏概全的判断。

为满足对初唐书法的研究和书法爱好者学习的需要，本书特选录全套昭陵博物馆馆藏的该批墓志，以及两方诏书刻石，并加以释文及简评，可窥昭陵馆藏墓志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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