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希学
作为家乡人，又同在西安工作，我和李星的交往也已20多年了，他在文学与文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让我敬佩；他在业界为人的品格和对生活的热爱情操，让我敬仰；他对我的文学素养的培育和我事业上的帮助，让我感激。这一切都让人难以忘怀。
李星曾担任陕西文学评论协会会长、“茅盾文学奖”评委，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他一生笔耕不辍，作品丰硕，百万字理论研究文章的发表，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评论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新锐研究院称赞为“天生一个磨刀石”。
通过读李星的作品，以及和他的交往，我看到了一个具有丰富的理论修养、严密的思辨能力、系统的学科知识的专家形象。他在文学批评中具有自己独特的眼光和思维逻辑，从不教条，从不死板，严密慎重，有理有据。他曾在1986年底写的《飞禽走兽之辨——关于批评的断想》一文中就鲜明地提出：“当然，掌握了某种理论观点和批评方法，可能使批评者一下子切中某种作品的思想艺术来源与传统，显示出批评知识工具的重要，但是，一般来说理论教条难以描述源于丰富感性体验的文学世界，理想文学的标准必然导致正确的批评尺度的丧失。”像这样的独到见解，在他的理论文章中比比皆是。
李星老师在作协工作时期，也是陕西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涌现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一批知名作家，无论是他们，还是王海、邹志安、李天芳、晓雷、京夫、王蓬、李凤杰等作家的创作，李星都以善意和真诚的本色，敢于并勇于肯定或指出作品的缺陷，并给予他们艺术上的指导。他为每一部独出心裁的新作坦诚评点。用陈忠实的话说，李星首先面对的是文学，是作品，为某个作家有突破性的新作品而激情慷慨，却不是因为朋友而胡吹冒评。既可见他对陕西乃至当代中国文学的殷殷之情，也可见他的坦诚与率真，只面对作品说话。
李星对作品的殷殷之情，也加深了和作家的友谊之情。陈忠实生前曾和我闲聊，给我说，他的《白鹿原》有今天，都是我乡党逼他“跳楼”逼出来的。原来，在路遥作品获茅盾文学奖的座谈会上，李星用激将法逼陈忠实写出《白鹿原》。不料几年后，这部作品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两人高兴地相互说：“把事弄成了。”再就是贾平凹也曾给我讲述他和李星老师的友谊，经历“始于以文成友，成于以友论文”。他在《李星文集》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他天生来的评论家气质，典型的年轻时不见年轻、年老了不显年老的形象，黑个脸，老成严肃。他一直在关注着我，给过我很多鼓励，但更多是眼光在寻找我的短处，或愤然不满，或恨不成器，但他从没有讥笑和作践过我。而我的好处是有辅导性，对他的批评虽脸上挂不住，有过尴尬，可总是当时不服背过身服，口上不服心里服，越挨批评越去请教，背了鼓寻槌，认作他水平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李星在文坛上结识的朋友很多，体现着的是真诚和纯情，且愈久愈青。
李星对成人作品的评论，总是直率地批评，无忌地表达。但对孩子的作品却总是给予鼓励和具体地指正。我与李星的交往中，因作为《少年月刊》主编，时常在举办征文活动评奖时，特别邀请李老师参与，他每请必应，他说为孩子的成长必须出力。
李星不仅为孩子讲评作品，还为他们讲述自己少年时期的梦想。
李星在少年时代就在心中埋下了理想的种子，愿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责任。他曾写道：“人不能永远待在童年，人必须长大以承担种种的社会责任，去迎接严酷的人生的洗礼。”他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在县城去看电影，没有买上票，却看到别人拿着“看片证”的事情。他幼小的心灵那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朴素的冲动，也就是心中的理想。这也成为他后来立志做评论家的心愿，心向往之，像他的父亲一样，“荷锄扛锨，年复一年地耕耘着，并且还要耕耘下去，实实在在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
李星不仅帮助过我的读者，也给了我的文学指引。那是2008年初夏，《李星文集》正式出版，我前去家里祝贺！我顺便也拿出我刚出版的散文集《人生卷首语》，请他指正。李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勉励我写好儿童文学，为少年儿童写作。他还说“小儿科”其实是“大科”，其责任更重、更大。李星的鼓励，让我也在文学的海洋里荡起了一朵小花。
李星不仅是一位高超的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作家。他写过小说、诗歌，写过散文、随笔，笔下满满的乡情厚意。
李星的作品都是温文尔雅中透露出文学家气度、批评家的思辨、史家的情怀和一个文化学者的修养。评论也好，散文也好，能把自己个体生命经验真实地表达出来，同时也把自己真实的感悟和思考表达出来，也因语言弹性和艺术张力而分外感动于我。
李星是全国文学评论的佼佼者，更是家乡人的骄傲。他的声望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永远是一颗闪耀的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