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绥德师范学院从1958年到1962年的全记录。后两年不待说，我是亲历者；前两年虽未亲历，但我是亲闻者。因为榆林学院40年校庆、50年校庆，我承担了对外联络校友的任务，有一些相关人士提供的情境，还访谈了两位关键性的人物马善贵和黄子洁，他们既是借住绥德师范附设语文、数学专科班的缔造者、管理者，又是处于一线的授课教师，也是后来绥德师院的教务处长，掌握实情，最有发言权。而当年在绥德师院化学实验室任实验员的万三福早在1958年绥师时，就又是马、黄二位的干事。
1958年催生了榆林学院的前身——西安师范学院绥德分院以及随后又独立的绥德师范学院。校址定在绥德县十里铺与更北一点的丁家沟之间，即今绥德火车站的地方。刚成立时因为校舍尚未修建，招收的学生寄在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两处上课、食宿。以后陆续修建，陆续搬迁。直至1960年，完善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个两年制的大学师范专科。
1958年10月，西安师范学院绥德分院附设的专科班开学，绥德师范附设了语文、数学专科班，机械专科班寄驻榆林中学。学生是由榆林师范、绥德师范、榆林中学、米脂中学优秀学生汇拢而来。1959年下半年，招语文、数学、机械三个专业共5个班。机械班只招这一届，再未延续下去。1960年又扩了物理、化学两个专业，成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个专业。
1960年10月下旬，顶着秋日的凉风，我爬到运粮车的麻包上，一路赶来绥德。那年月没有“失业”一说，却有“到艰苦的地方锻炼，经受考验”的口号。下了车，走了十多里的河湾路，第一眼看到的，无论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师生宿舍，一色是石拱窑洞。这就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归宿。
我是由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来中文系当助教的。修建校舍继续进行，一般只雇匠工。小工几乎全部由师生承担，无论老师、学生，都要投入紧张的“箍窑”劳动中——和泥、背石头，登架板、灌浆……教师是边备课、边讲课、边劳动，学生是边上课、边劳动。
不光是校本部劳动和修路，还有农场劳动。学校在定边县郝滩公社白坑大队办了个规模可观的农场，春种秋收，或秋播、夏收时，会派教师到那里劳动半个月。1962年7月，刚刚结束了大一的写作课之后，我和大伙儿就在马善贵处长的带领下去夏收。定边一带的小麦夏收在7月初，与关中夏收相较，迟了一整月，又值锄谷子、锄糜子时段。三边的风光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尤其是管饱吃，在帮助白坑乡民夏收时，主妇们的剁荞面令人终生难忘。
我到绥德师院正赶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为应急救饥，发起了“代食品运动”，以发展小球藻为主要成分的蛋白质开发迅速展开。1960年7月，《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大量生产小球藻》的社论。为了响应号召，控制浮肿，学校想尽一切办法。曾有人试验过煮柳树叶吃，但屡试屡败，柳叶在水中煮过泡过，仍然苦涩难咽。学校分配给每人两斤糠炒面。正常的糠炒面是细糠炒成，但这糠炒面是少量的细糠掺入大量的粗糠炒成。就这也不嫌，有人以硬纸片制成铲形，备一时辰课，铲一撮，撮一口，居然吃了一个冬天。能解馋的就只有土豆了，三五成群地相约到十里铺农家买土豆，回来切片焖熟撒点盐吃。我常常是与赵步杰老师、数学系主任刘世祥老师搭伙，以土豆互相招待。轮到我请客那次，我兴味十足地从纸箱里拿出土豆，切片下锅。及待揭开锅盖，一股卫生球味扑面而来。原来我这箱子曾经放过卫生球。这使我相当尴尬，连声说“不好意思”，但他们二位还是把一锅土豆都吃了。
1961年3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发布。当时正是收假开学时期，学校还组织政治老师作报告，解读“六十条”。原来多数来自农村的同仁，最了解农村的状况，也更深切地感受到农民确为“衣食父母”。只有农民缓过气来，才有可能让自己填饱肚子。1961年的春天，陕北农村传统的救荒方法发挥了作用，榆钱钱、榆树皮、苜蓿在农村都是不可多得的好食品。而我们师生，则把洋槐花和秃扫儿叶子当好吃的。洋槐花拌一点面做成“拨拉”或称作“丸子”（关中人呼为“麦饭”），浇一点酸菜汤，香不可言。这“秃扫儿”学名叫“地肤”，又名“扫帚菜”，嫩叶做菜，也可谓美味。这些，4月份就都派上用场了，及至6月，小日月的土豆就能吃了。7月，十里铺的杏子也上来了，小日月的玉米棒子和南瓜也陆续上市，填饱肚子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
环境的改善，活跃了大家的生活。夏日里可以在无定河里游泳，可以到对面的二十里铺买东西。秋高气爽的日子里，通过丁家沟水文站的缆索和渡船划到对面的延家岔买鲜枣。枣园里透红的鲜枣挂满枝头，清脆甜美，令人馋涎欲滴。延家岔是块较大的冲积平原，风水宝地，富户颇多，还是出土汉画像石最多的村子，后来研究陕北汉画像石，就又勾起这段时间的美好回忆。也会三五结伴，去凭吊扶苏墓与蒙恬墓。
人常说“卖书的吃本本”，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最大需求也是精神食粮。一则通过阅读，缓解精神压力；二则也是讲课备课之需。不管怎么说，学校在当时最大的贡献是想尽办法购书。学校派了专人住到北京、上海、西安专门买书。恰是这个困难时期，古旧书特别丰富，许多珍本、善本，包括全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都是这一时期买到的。
最惬意不过的是，过年没有回家的老师们正月十五奔五里店转九曲。那是最原始的九曲阵。361根高粱杆按九曲阵图排列，杆顶坐灯碗，灯碗是土豆剜成的钵钵，内注麻油，装上捻子，点燃后反映为规整的九曲阵。那灯塔，那火堆，那九曲方阵，灯火闪烁，蔚为壮观。这是我这个外地人从未见到过的奇观，第一次接触陕北这样的民俗事象，从此对这种民间习俗产生了浓厚兴趣，也是我后来把陕北民间风俗文化研究作为终生事业的诱因之一。
阅览室美不胜收，举凡能够订到的全国正式出版的报刊全都订阅。《光明日报》《北京晚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最受欢迎。各报为自然科学常识小品设置了固定栏目，生活小品常常见诸于报端。更重要的是开放了的文艺作品。杨朔的散文，邓拓（马南邨）的杂文《燕山夜话》，成为当代文坛上的热门话题。1956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再版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学校的图书馆都能从上海古旧书店购得。博览群书的自由，确实缓解了大家的情绪，敏感的知识分子无不感到，物质上的匮乏，以精神上的开放予以弥补。
困难归困难，大家都困难，正因为这样，所以上下一心，“攻坚克难”“共度时艰”，不只是口号，而是实际行动。在如此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学习不含糊，劳动不含糊，教课更不含糊。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个专业开齐了必修课。就拿中文系来说，不但开齐了课程，而且所有教师都编有讲义，不像现在使用正式出版发行的通用教材。据统计，中文系编写的教材就有27种：语言学基本知识、古汉语、现代汉语、汉语语法新图解正误表、毛主席诗词语法图解与散译、文学概论、中国古典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史、政治经济学讲稿等等。这些教材，有一小部分是翻刻北大等校的铅印本，但大多数是自编的。纸张是极其简陋的马粪纸，一种泛浅蓝，一种泛浅黄。有的起皱，有的还布满碎颗粒，油印时辊子难以通过。因为纸张缺乏，常常是临时凑合。比如，写作范文《在烈火中永生》，前一面是浅蓝纸，下一面又成了浅黄，不得一致。也难为抠蜡板的先生了，他们规整、明晰的字提供了最大便利的阅读效率。（作者：郭冰庐 来源：榆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