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厚圃
旧时乡人将订立契约叫作“做纸字”，白纸黑字，便是凭证。敝乡樟林原为清代重要港埠，船只南来北往而挟带的外洋文化也在此交汇融合，识文断字便成为一种谋生的需要。孩子从小受到告诫，有字的纸张切莫拿来当手纸，否则会烂屁股。这当然是老辈人出于对文字的敬畏所造的“谣”，在他们眼里，文字是祖先留下来的好东西，所以得“敬惜纸字”。“纸字”两字，时至今日仍让我最先想到饱蘸墨汁、湿淋淋的毛笔，还有那种用植物秸秆为原料、黄褐色的草纸。从前学书法者多用此纸临帖。
我小时用惯勺子吃饭，稍大再拿起筷子，总有一个指头不听使唤地挺起，屡屡招来大人的斥责，我祖母甚至警告我长此以往将讨不到媳妇，后经好长时间才纠正过来。奇怪的是，我学握毛笔却毫不费劲，好像它天生就是我的一根手指，连我父亲都觉得奇怪。古代碑帖浩如烟海，我父亲独尊书风遒媚秀逸的赵体，我最早临的帖便是赵孟頫的《胆巴碑》。可惜其时三心二意，只坚持了一年两年便中断，好在字没白写，起码熟悉了笔和墨的性能，对今后学画大有裨益。有一段时间我十分迷恋米南宫，他的一本《蜀素帖》被我长期搁在画案上弄得墨迹斑斑。我不怎么喜欢《兰亭序》，不是它不好，是写的人太多了。
古人写字，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玄乎，开始不过是为了记录的需要。战国秦汉时期士大夫有簪笔的礼仪，也是从官吏奏事时为方便记录，将毛笔别在耳边一步步演化而来。由于长期使用毛笔，有的人字便越写越好，自自然然地成了后代所景仰的书家。即使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后，依然有人像毛润之先生那样坚持用毛笔来写信作笔记。毛先生从前爱说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他8岁进私塾，传统文化的底子甚好，后来又开张胆魄，这从他的诗词便可窥见一斑，因此写起字来汪洋恣肆任意挥洒，把许多书法名家纷纷比下去。
仓颉造字，蒙恬制笔只是传说，姑且信之。工以利器为助，依我愚见，毛笔的制作史本身也是一部书法史，文人挑剔的目光和工匠精湛的手艺相互砥砺推陈出新。一个小小的湖州，包括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苏轼在内的众多大文人都留下了足印。王羲之著过《笔经》，那是研究毛笔的开山之作。赵孟頫对湖州笔匠的严厉要求还被写进《湖州府志》。这等例子不知反复发生多少次，才掮起“湖笔”这块响当当的招牌。
在书画家里，对毛笔的讲究我以为首推张大千先生。在他遗留下来的毛笔里，既有在日本定制、笔毫细小如针的面相笔，主要是用来描绘画中的男人须眉，也有拖把般的大笔，在晚年绘制巨幅荷花和山水长卷时派上用场。他曾不惜重金购得一磅牛耳绒毛，请日本“玉川堂”和“高诚堂”笔庄精制50支毛笔，毕加索、谢稚柳等人都得过他的馈赠。而对毛笔最不讲究的书画家，黄宾虹先生应当在列。就谢稚柳先生所记，宾老用新笔时通常不将笔锋化开，而是用牙将硬笔头咬开即蘸墨作画。喜欢临摹宾老作品的人若不知情，是难以画出那种秃笔才有的效果的。朱新建先生对毛笔也不讲究，他说自己一支小号的“古法胎毫”笔写写画画用了二十来年。“笔正了以后，随便什么破笔，都会有锋。”这话听上去跟武侠小说里关于兵器与武功的描述不谋而合。真正的高手正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画家陆俨少用他的亲身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听上去颇为神奇：“文革”时期，他的毛笔被没收，就以手指空勾作无形之画，自谓“练笔”。
我对毛笔没有太多要求，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有些时候不是笔不好使，是我们不会使，总之习惯了就好。
旧时的人，用完毛笔涮干净后，喜欢用个铜帽子套住，以为潮润是对笔毫的保护，其实很伤笔，最好的办法是将它悬挂在笔架上自然风干。要是家有宠物那就另当别论。我家两只猫儿总是把我的笔架拽倒，各衔一支毛笔一前一后跑得虎虎生风，待夺回时笔毫已被嚼成刷子状。几次之后我只好将笔架收起，以祈人畜相安。
毛笔向来不好保存，一支古笔传下来往往只见笔管而不见笔毫。古玩中的毛笔实际上指的就是笔杆。倒是纸寿千年，多少好字最终借助于脆薄的纸张奇迹般地流传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