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均田
前几天回家，看见老人的房子里多了一台旧缝纫机，便问母亲究竟。母亲笑着说，是她托人从老家捎来的，用它一辈子了，和它有割舍不断的情结，所以就捎来放到自己跟前，干不干活儿，心里觉着踏实了许多。
打我记事起，家里就有一台缝纫机。那个年代，谁家能有台缝纫机，不仅是这个家庭光景好不好的一个标志，也是家庭文化知识的象征。自从家里有了缝纫机，母亲就和它有了不解之缘，而且成了她一辈子辛劳的工具。
缝纫机刚买回来的头两年，母亲只给我们和亲戚做衣服，整天忙着裁裁剪剪、缝缝补补。比起手工做衣服，不但活干得快了，而且做出来的衣服也好看，穿出来体面。村里人都很羡慕，母亲也为此高兴和自豪。然而时间一长，村里的那些婶子、姑姑、姐姐都陆续登门，央求母亲也为她们帮忙裁补衣服了。刚开始还是个别人家，后来央她的人越来越多，母亲一下子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候会耽搁自己的家务，不帮忙吧，都是左邻右舍、乡里乡亲，面子上过不去，帮忙吧占用时间太多，对家里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母亲是一个热心人，谁上门，她都笑脸相待，从来不会让人家扫兴，大小活儿都是满口答应。那个年月，妇女都是要参加生产队劳动的，而且还常常会早出晚归，收工回家还要洗衣、做饭、打草喂猪、担水劈柴，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都得由她一个人打理，于是揽下的缝补衣服的活，全部都得在夜深人静时点灯“夜战”了。
后来，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母亲和村里的一位婶婶被抽调组成了一个缝纫组，任务是为全村人缝补衣服，按件记工分，一月一算账。
那个时候，我们全村共有五六十户，合计二百六十多人，母亲和婶婶挑起为全村人裁剪缝补的重任。母亲和婶婶白天快马加鞭不敢懈怠，但活儿还是干不完，两人只好把要做的衣服拿回家，晚上加班加点缝制，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包产到户。
正月里，陕北的农村兴闹秧歌，锣鼓喧天，胡琴悠扬，全村人都争先恐后地去看热词，但母亲从来不去赶场子，把一切的时间都用在干家务和做针线活儿上。小时候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不去这么热闲的场合。她总是笑盈盈地回答我，妈不爱热闹，人多了吵得慌。现在看来她老人家是压根儿没有工夫去消遣。
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我十岁的那一年，家里准备修建新窑，得花一大笔钱。那个年月，农民手头都紧张，吃不饱穿不暖，挣扎在温饱线上。为钱的事儿，父亲一筹莫展。母亲平静地说，这事儿发愁不顶用，得靠全家人的努力。于是父亲负责忙外边的打石头背石板，母亲走村串户，从别人家买来棉花，纺线织布，浆染成各种颜色后卖给需要的人。一年多的日子里，母亲起早贪黑、夜以继日，不是织布就是纺线，有时候一干就是一个通宵。那个时候，庄户人家没有钟表，母亲就以鸡鸣为标尺，每天鸡鸣两遍后才放下手中的活儿去休息，腰困了、腿疼了，就用风湿止痛膏贴贴，从来不耽搁干活。由于时间太长，久而不止，最终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直至病倒在炕上。
那场病很重，持续了三四个月，全村和邻乡几个大夫都看了，也吃了不少药，打了不少针，就是不见好转。母亲劝父亲再不要花钱给她看病了，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不治之症，甚至留下了遗言，准备就此了结自己的一生。家里人怎能就此罢休，父亲领着母亲去了县城，托人找到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夫，诊断后大夫认为不是什么大疾，可能是长期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再加上营养跟不上，一下子开了几十服中药。父亲果断决定卖掉了家里养的一头肥猪，用卖猪的钱给母亲买了一头奶羊。母亲一边坚持吃药，一边有了羊奶的滋养，病情慢慢地缓解，保住了生命。
母亲是个勤劳的女人，也是远近有名的能干的女人，即使已进入古稀之年，仍然放不下手中的活儿。这些年光景好了，穿衣服大部分买成品，但她仍然闲不下来，除了做家务还坚持给儿孙纳鞋垫，到底做了多少，谁也不得而知。飞针走线，刺花绣字成了她的乐趣，光送我的鞋垫就有近十双。但我一双都没舍得穿，全部都珍藏起来，我总认为那不只是简单的鞋垫，那是老母亲的心血和汗水，也是民间艺术珍品，应该把它们都收藏起来，传递下去。
自从缝纫机搬来后，母亲又重操旧业，时不时地用它来缝补修旧成新。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虽然她个子不高、身体单薄，但在我的眼里，她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一位让我终身敬仰、顶礼膜拜的伟大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