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洁
“那一年，长安城里长安长，落日映红，西天辽阔。丈八沟深，风柔水细，青竹留客，水荷正举，红袖添香，陂塘放船，好生萧飒，待浮花浪蕊俱尽，柳丝伴他独幽。”这是杜甫长安求仕时期的作品，不太符合杜子美沉郁顿挫的风格。题目有点绕——《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其一：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诗题如小序，道出他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的情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道出王公贵族消暑的高雅格调。据说，周朝已经有了专门负责“冰食”的人员，负责斩冰、藏冰、启冰、颁冰等事宜，供王宫贵族盛夏之需。早在《诗经·豳风·七月》就有这样的农事歌：“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深冬腊月，冰冻三尺，凿冰藏于凌阴，以备暑期消受。
先生并没有在意这些，他想的只是“落日放船好”。一个“好”字，悄悄然跳离了诗中的贵族化和世俗化，只待日落，放船尽兴。难以设想，那个夕阳如水的傍晚，那一场公子小姐消暑纳凉的过程中，杜甫是主角还是配角，他的灵魂在场还是不在场。当他远隔一层尘烟去观照另一种生存空间，他所要做的是重新审视、理性思考，做好新的出行规划。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安十年，将青年才俊的杜子美变为看惯世态炎凉的史诗式诗人，这是不幸，也是幸。
落日放船之好，杜甫一定是知觉到了，他也一定看到了很多个自己。人总是在与自然的相处中，不断地修正自我。一个人的成长永不停息，外力的扶持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自我的积累、成长与蜕变。在这个吸纳盛装的过程里，一个又一个自己在蜕变、在带远，但他们并没有消失，成长的经历会将一个个无形的灵魂体叠加、融合，变成新的生命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一定会在关注现实社会的同时，沉入浩瀚的自然和现实的深流，泅渡、俯仰、沉醉、吟咏，创作出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有真正感知、呼应和觉醒的作品。
夏目漱石《旅宿》（丰子恺译）说：“依理而行，则棱角突兀；任情而动，则放浪不羁；意气从事，则到处碰壁。总之，人的世界是难处的。越来越难处，就希望迁居到容易处的地方去。到了相信任何地方都难处的时候，就发生诗，就产生画。无法迁出的世界如果难处，那么必须使难处的地方或多或少地变成宽裕，使得白驹过隙的生命在白驹过隙的期间好好地度送。于是乎产生诗人的天职，于是乎赋予画家的使命。所有艺术之士，皆能静观万物，使人心丰富，因此可贵。”
这段译文似乎就是丰子恺先生的艺术独白，他用一生坚守了诗人的天职，履行了画家的使命。他的画就是无声的诗，他的内心因此而无比丰富，读者的心也因了先生的丰富而丰富。生活要超脱现实、超脱人情，才是美的；艺术也要超脱现实、超脱人情，才是美的。然而，普通的艺术超脱不了现实，不免含有人情，诸如苦痛、愤怒、叫嚣、哭泣、争执，等等。这些附着品与生活本身交织在一起，你“必须站在看到的、余裕的、第三者的地位上”，才能看到生活之上的艺术。
倘能深味这样的人生态度、艺术姿态，或许能读懂先生每一幅漫画的幸福和疼痛，但很难。我所能理解的是，先生毕其半生所成《护生画集》，以尺幅之画吞天地、纳乾坤、护生灵，只为使自己和他人在难处的人生境遇里变得宽裕。每一个人只拥有白驹过隙的生命，应该在白驹过隙的期间，好好地度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