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惠昂
记忆中，父母一年四季有干不完的农活，很少有时间平静地坐下来，听听孩子们的童言稚语，更不用说陪孩子玩，给孩子讲故事唱儿歌了。在大人们看来，一家人有吃喝，有衣服穿，无病无灾，正常年成没有挨冻受饿；孩子能给家里搭把手，干点活路挣工分，就非常不错了，哪还有精力和时间关心穿开裆裤、流鼻涕的一溜串碎崽娃子心里是如何想的。
母亲出工回来，为一家人飞快地做好早饭，就会把锅腾出来，烧开水给猪煮收工时从生产队的地里偷偷揪回来的苜蓿。每次看到锅中心的苜蓿凸起，流溢出绿色的汤汁，母亲会把盐罐里的青颗盐倒小半碗到锅里，然后不停翻动，直到煮熟，再一笊篱一笊篱地把烫手的苜蓿捞到瓦盆里，端到门外，倒进从半截圆木中挖出的猪食槽里，把猪从隔壁牛圈里的一侧拉过来，丢开绳子，听凭母猪和一堆猪崽乱哄哄地拱食。
每年，母亲和姐姐都要喂一头肥猪，养一大群鸡，喂养猪鸡的饲料，绝大多数来自于田间地头的野草野菜和树木叶子、藤蔓叶子和庄稼禾秆碾碎的草糠。而给猪寻野草，从土场上一笼笼抬碾细的草糠，成了姐姐和我沉重的负担。看见别人家的大人小孩已经端着饭碗蹲在墙角、树下吃饭，我有时真想摔掉扁担，把比我们大很多倍的抬笼掀翻到沟里去。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年年养猪养鸡，似乎没有吃过几颗鸡蛋，没有哪一年在过年时杀猪吃净肉。猪养肥的时候，总是由姐姐在前面用绳子拉着，父亲挑着担子在后面赶着，把猪赶到三四十里路外的县城，交售给国家。政策松动时，自己可以杀猪，留下猪下水过年，各家的大人结伴而行，把净肉挑到陕甘交界的集镇上卖出去，换回一两只小猪崽、几只粗瓷碗、几尺鞋面、几卷棉花和一半瓶点灯用的煤油。我曾经听姐姐抱怨说母亲年年给她许愿，等把猪卖了给她扯一块花布做布衫，但年年交售生猪或卖猪肉的钱都没了踪影。不要说布衫，连一快擦鼻涕的粗布手帕或是一小瓶雪花膏都要好几年才能买一次。母亲只有耐着性子继续给姐姐许愿。而我却并不稀罕这些东西，我们一般大的几个孩子，在整个夏天和秋天，只要大人稍不留意，就像脱了缰绳的野马，到外面疯跑，寻吃喝。但凡野菜野果、野花野草，只要吃不死人，都成为我们采摘嚼食的对象。我们就像山野中的土拨鼠，抓紧一切时间把能吃的东西往嘴里送，生恐错过美好的季节，在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冬天，趴窝在土炕上，望着门外灰蒙蒙的天空、光秃秃的山崖和空荡荡的深沟发呆。
长大后，我曾不止一次地思考，虽然说我们家人口多、使费大，生产队年终分红没有几块钱，但是凭借着父母亲的早起晚归、出全勤，加上父亲没黑没明挤时间编筐编笼的家庭副业收入、采挖中药材的收入、母亲养猪喂鸡的收入，总不至于穷到点不起煤油灯，几乎没有用青油炒过、炝过野味浓厚的野菜，我们姊妹几个几乎没有见过几颗水果糖、生病几乎没有吃过几粒药的地步吧？然而事实的确如此。
每次吃饭，看着半碗的野菜和稀稀拉拉的或小米或高粱面与麦面混合而成的节节面，想要用筷头多蘸一点食盐放进饭菜里都提心吊胆，要看看父亲母亲的脸色。一个夏天，一件看不清颜色的背心，一条漏洞百出的短裤，一双露着脚趾头的烂鞋，成了我们的标配。冬天，光身子穿被汗水浸泡、僵硬沉重得像盔甲一样的棉祆，光屁股穿长度只到小腿肚子中间的棉裤，是多少年不变的样子。这样难堪的装束直到我上初中一年级时还在继续，只不过换季的时候、天气变热的时候，身上穿着的是姐姐们穿旧的洗得发白的花布衫。到了一九七七年升到初二，秋季住校时穿着才有了些许改变。孩子感冒发烧、头疼脑热，大人从门前的土坡下拣一片废弃的瓷片，敲打出锋刃，把孩子太阳穴的毛细血管割破，挤几滴黑血，来减轻痛苦，治疗疾病；一些年龄大、不识字的家长，普遍用烧几张纸钱，打一碗浆凉水的迷信办法送鬼疗祟，医治各种病痛。
然而，为了完成定购任务，为了生存，养猪成了“做山庄”的那几年最让人头疼而又不得不年年喂养的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也成了母亲和姐姐为一大家子开源创收的主要家庭副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