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广斌
我与高鸿出生在同一条塬上，两村相距五里路。村子的右边，都紧挨着210国道。我小时候，这条路不叫国道，叫西包公路，从西安直通包头。更早的时候叫什么公路，我不得而知，只知道1947年3月胡宗南率领十几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时，走的就是这条路。
关于塬，我经常得略微费点口舌，向朋友们解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地理概念。我的故乡交道塬就是一条宽约一里、长达20多里的窄塬，一条公路从塬的中心穿过，串起沿线两边十余个村子。有的状如叉开五指的手，从我们村子西望，几十公里开外，就有一条塬名曰中指塬，还有的宛若树叶，线条优美，饱满雍容。
虽然我与高鸿的家相距不远，但直到初中毕业都互不认识。我的姑姑家与高鸿家只隔一条公路，分属一个大队的两个自然村，直线距离也就三四百米左右，而我从小到大一直是姑姑家的常客，因此，我和高鸿小时候并非没有认识的可能，而是缺乏相识的机缘。
我上高中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才刚刚开始，学制还是两年。高鸿长我一岁，高我一个年级，但教室离得很近。因为来自同一个乡镇，也因为语文成绩都很突出，所以一来二去就认识了。我那时住的宿舍，是那种一排二三十孔的单层窑洞，面朝东方，而高鸿为了住得好一些、打扰少一些，就自己想办法，借了不知道哪位老师的办公室。那是一长溜南半边供教师办公、北半边供女生住宿的砖窑或者石窑，与我们男生宿舍位于同一条线上，只不过中间被一条通往后山的坡路隔成两段而已。
那时的学生，许多人都会吹拉弹唱。每天下午吃完饭，晚自习尚未开始，笛子、二胡、口琴、小提琴、手风琴的杂乱合奏便会迅速响起。笛子和口琴，我小时候都学过，但都不是强项，唯有嗓音天生与众不同，故而每天撂下饭碗，就在宿舍里面或者门前，放开嗓子高歌，所唱无非当时的流行歌曲，却总是引来周围宿舍诸多同学的围观与应和——很奇怪那时为何如此没有拘束。
日子久了，才发现在下午唱歌的队伍中，偶尔也有高鸿，他的拿手歌曲与我的有所不同，但我深刻地记住了他唱《白兰鸽》的样子——面带笑容，腔音浑厚，一对大花眼貌似不敢看人，只是毫不动摇地望着前方……
高鸿借住的窑洞，与公共水龙头近在咫尺。有时洗碗或者打水，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顺路去一下他的房间，问问他的复习备考情况，或者谈天说地。如果是在夜间，聊得久了，怕回到宿舍影响其他同学睡眠，便会在他床上挤一个晚上。那是一个文学复苏的年代，当房子里还有其他趣味相投者的时候，我们也会很自然地谈及文学，谈及自己刚刚偷空读完的某篇名作，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朦胧而美好的作家梦。
后来我上了大学，高鸿却因为数学或者英语成绩太低而拖了后腿，两次参加高考都名落孙山。尔后，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由于家庭经济支撑不了他继续补习，他也决定不再“吊死”在高考这棵树上，而是顺天服命地进入一家陶瓷厂，当了技术工人。
我曾两次去过高鸿的家。第一次，是在高中时的假期。我们那地方缺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地下水位的降低，老辈人打的水井一口一口地干涸了，吃水通常要靠男人们一早一晚到沟里去挑，孩子们放学后两个人抬一桶，也是一种补充。那个假期的一天晚上，我要给家里拉水，想到多日未见高鸿，就跳过最近的村子，把架子车拉进了他们村。他家与机井院子斜对面，他也正好在家。我小坐了一会，觉得他家里人在，也没有更多可聊的，就起身告辞。他帮我用小铁桶往嵌在架子车上的大水桶注满水，又帮我把架子车推着走完村口一段几十米的缓坡，才依依惜别。
第二次去他家，是去参加他的婚礼。具体的情景，现在都已经忘记了。
他在陶瓷厂工作的时候，有个星期天我专门去拜访他，在他家里吃了一顿家乡风味的手擀面。我们在满眼秋色中聊了多半天的文学，因为我上的是大学中文系，每天都在疯狂地读小说背古文，对写作充满了兴趣。而我觉得他的作家梦，比我的还要鲜亮。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故乡一所山区中学教书。那时的通讯用“困难”二字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因而与高鸿联系极少。直到我在当了三年高中语文教师后，调入大学母校当编辑、记者和写作学、摄影学教师，才有了再次与高鸿相聚和交流的机缘。那时，他已成为那家陶瓷厂的副厂长，是响当当的技术领军人才。他在紫砂壶壶坯上写字、作画，虽只寥寥数句或疏疏几笔，却笔法老到、神采飞扬。那字，舒展而洒脱；那画，简约而风致。短短数年，我天天想的是如何编好报纸上好课、怎样才不误人子弟，而我的朋友高鸿，天天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进步，已经在书画艺术方面，令我刮目相看了。
那次分别时，他赠给我两尊烙着他书作和画作的方形陶壶。可惜那两只陶壶，在我的书架上摆放了没几年，便先后被来访的朋友掳掠而去。
再后来，不知是在哪一天，忽然听朋友说起高鸿，说是因为企业用人方面的原因，高鸿决定舍弃原职，去外地发展。他这一去，又是十多年不曾相见。大约八九年前，我担任陕西省内一家学术机构的副理事长，在一次研讨会上，来自咸阳一家职业技术学院的朋友王三龙，听说我是富县人，便问我是否认识高鸿。这一问，把我和高鸿断了多年的联系，再次续起来了。
后来，高鸿先后向我寄来了他的作品《农民父亲》《沉重的房子》《一代水圣李仪祉》和《南泥湾》等，寄来了他主编的每一期《西北文学》。
再后来，我通过不同途径，不断读到他的散文和报告文学。
直到去年，我才终于又与高鸿在延安见了一面。而此时，他已著作盈尺。俟后，又闻知他当选一市文联之主席。
高鸿的进步速度，实在是太快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