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晚唐诗评家司空图在《诗品二十四则·雄浑》中的名句，这也是古往今来被艺术家所遵从的创作准则之一。这里我仅取其“象外”二字，假以评说王利诚先生的书画。象外者，迹象之外也。
首先讨论一下王先生“花非花，画非画”的艺术观点。王利诚是知名花鸟画家，他的小写意花鸟画，受到众多品观者的青睐，一画难求是其经年常态。即便如此，他依然孜孜以求再新。他认为，“画要画成‘花非花，画非画’，才堪称好画。”
很长时间，这句富有哲学意味的话，一直使我困解，作为一个画论研究者，这使我不得不时常思忖其背后的幽深内涵。一次，我在读李世南为自己的“如影系列”写的说明文章中看到这样一些话，“把人物和花卉打散，花卉里有人物，人物里有花卉，以花喻人，以人喻花。所谓，花非花，人非人，你能感受到一种氛围，精神的表达……”此时，我似乎才对于王利诚的“花非花”观点有了某种程度的参悟与理解。当我把我的收获告诉王时，他说他的观点与李氏的观点有所相近，但主要不拘于形式上，而是指象外的东西。
好一个王利诚呵！画画还“玩味”出新画论，以至引申到哲学层面。事实上，赏析其“水墨实验系列”，着实让人觉得他是一名具有探索精神的艺术新锐，我也对“花非花，画非画”的观点有了新的理解。正如宋人邓椿说：“画者，文之极也”。王先生在极画理，在极翎毛之毫，也在相天地之机，究万物之化，毫理融汇，子物又再矣。
其次，再谈一谈王利诚对国画优秀传统的继承和自觉。绘画大师潘天寿说：“艺术这个东西要有不同的，不要求强求同......不同就是他的成就。”我的理解是，个性是艺术家的标志和生命，个性愈鲜明，他的艺术贡献就越大——这也是大艺术家和一般艺术工作者的区别。由此长期观察，王利诚的艺术目标和心志高远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基本功扎实，血脉清正，他还是师范艺术院校绘画专业毕业，因喜爱国画，主攻写意中国画，并从事美术教育工作的专业人才。加之他对传统绘画的系统临习，尤其对个别流派的重点作品的反复临习，使他具备深厚的传统功力。
然而，他深知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要有自己的面貌和个性，这才是他的突破点。他先走过青藤、八大的大写意一路，又走过宋元工笔一路，最后确定了徐悲鸿、王子武的小写意一路。最近，他又在渐变离开这一路而探索大小写意之间、偏向纯文人画的路子。他的书法是他探索新路的最好阐释。起先，他写汉隶，又临魏碑，他爱石鲁的刀削斧劈，又稍嫌其含蓄不足，他又借鉴王子武书法的曲折藤饶，写出含有大篆金石味道的“王式模样”。虽则目前还不能定型及被社会公认，但这种抱道不屈的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这里顺便说一说他的师承问题。他的绘画师承也是全方位的，其能转益多师，虚心求教。他曾倾心于石鲁，后又侧身于王子武的门墙，悉心请益。但真正拜师的又是徐义生先生。如果要厘清他的师承关系的话，可上溯徐悲鸿、蒋兆和系统和黄宾虹、李可染两个系统，因其师徐义生是这两个系统的直接传人。当然，师承的血统至关重要，但做自己更为重要。
王利诚近来日夜锤炼自己的画风，并且书画双修。一幅幅初具自身面貌的作品，如《书法唐诗六屏》，画作《迎新》《春色永年》《报晓》《华山脚下喜事多》等一批新作，似古人、似先师，“旧瓶”里却是“新酒”，画出的是自己新时代精神的畅扬。
时代期望操志高洁的人，我们对于他成为一代大名家寄予厚望，而这样判断的依据，正是他画作中象外透出的那些弥足珍贵的“不同”。
（本文作者：著名美术评论家 王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