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宗锋
2004年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我从网上看到了贾平凹先生《废都》正式再版的消息，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心里的感觉和贾先生一样，‘谈不上什么高兴，也谈不上什么不高兴’。”但我很感慨记者采访时贾先生说的一句话，“我吃我的一碗饭。”
“我吃我的一碗饭”是陕西农村人的一句口头禅，言下之意是我干我自己能干的，把自己的活干好。从踏上文学创作的征途以来，贾平凹先生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当很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放弃了对自己所处的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描绘以后，贾平凹先生却一直“吃着自己的一碗饭”，那就是密切地关注并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他的小说正如法国作家司汤达说的那样是“沿街行走的一面镜子”。如果把他发表的作品连起来，组成几句话，读来更让人感慨：
1972年贾平凹带着自己的《相片》，穿着《一双袜子》，沿着《果林里》的《油月亮》，唱着《早晨的歌》，带着《兵娃》和《天狗》，乘着夜幕下的《满月儿》离开了故乡《鸡窝洼人家》。把《二月杏》和自己的《心迹》以及天上的《月迹》留在了《姊妹本纪》《商州初录》和《商州又录》里。在大学学习的日子里他不是《闲人》，也不《逛山》，但也没有为学习《秃顶》。他像个《猎人》一样在《古堡》和《废都》中寻找着《人极》和世间的《极花》。大城市的生活很《浮躁》，像呆在一个有《土门》的《古炉》里，这使得他很怀念《五魁》和《白浪》所在的那个年代，有时他甚至《怀念狼》。《流逝的岁月》使他《人病》，找不到《爱的踪迹》。他深深地知道自己不是《老西安》，只知道《我是农民》，是一个《脚客》，能写《山地笔记》和《定西笔记》。偶尔他也想在《诸神充满》的《白夜》里，带着《病相报告》回《高老庄》，因为那里除了《黑氏》，还有《寡妇》和《妊娠》的《邻家少妇》以及《美穴地》。在过年的《腊月·正月》里，他不会吼《秦腔》，也不去欣赏《山本》里的《残佛》，只给人《说舍得》和《佛事》，甚至是《匪事》，与乡亲们《说话》，他总是《笑口常开》。在没有《朋友》和《空白》的日子里，他不做《钓者》，也不当《长舌男》，而是写自己的《静虚村记》和《野火集》，因为要想《人生从容》，不《游戏人间》，只能是《孤独地走向未来》。在《风雨》降临时，他知道《生命是孤独的旅程》，便和自己喜欢的《王满堂》那样的《奕人》，在《带灯》的《山镇夜店》里把玩《丑石》。《为了母亲的微笑》他与《树佛》和《天马》一起《对月》烧《火纸》《祭父》。所以，对于他来说《万物有灵》，都有自己的《活法》，不论发生了什么，都谈不上《高兴》或不高兴，只能是《自在独行》，时不时《暂坐》在《倒流河》边，《老生》常谈，或者是阅读《秦岭志》了。
从这些作品，我们看到贾平凹的作品关注的都是“吃我的一碗饭”的事。现在，有太多的人在故弄玄虚，大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最显著的就是“后现代”了，而对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实际上，我们好多人往往忘记了一点，即我们国家正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而不是已经现代化了。我曾对贾老师说，你的《高兴》写的是穷人的高兴，但把人看得想哭。《高兴》中有一个情节讲的是刘高兴和他拾荒的同伴由于一上午没有拾到东西，到中午没有钱吃饭，就连吃一碗面的钱都没有，只能吃随身带的干馍，但干馍噎得人咽不下，就想问卖面的要碗面汤喝，他的同伴去要没有要来，刘高兴去要，兴冲冲地端了碗面汤回来。刘高兴对同伴说，向卖面的要面汤，不要拿一个干净的碗去要，要拿人家吃过面的碗去要，要不，你不吃面，谁会给你面汤哩？呜呼！刘高兴确实机灵，他懂得“适者生存”，但从刘高兴这样的机灵和高兴中，我们又读到了什么呢？
文学与艺术是要依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方而存在的，关于文学艺术为什么要依靠一个地方而存在，美国作家巴里·洛佩兹(Barry Lopez)的看法是：
一是当地人对物质世界中的细微差别一般比较注意，他们能看出更多的东西，通过仔细的观察，从少得可怜的一点迹象中可以推断出很多很多。
二是当地人在一个地方有比较深远的历史，无论是部落的还是他个人的。他们的历史在原本只有空间风景的地方创造了时间的深度。
三是当地人不仅能感知风景，而且能占领这个地方的精神世界。
作家最难做到的是描绘自己所处的年代。贾平凹正是从那些细微的差别和少得可怜的一点迹象中为我们推断出了很多。贾平凹的这种态度也揭示了自己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对国家和个人发展的关注。巴里·洛佩兹还说，一个人与一个地方的关系亦有三：
1.密切的关注；2.同地方建立一种神奇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感知和认识；3.同地方在精神和谐中共存。
如果一个人熟悉一个地方，熟知其历史，同其建立起精神上的交流，这就意味着，这个地方知道了你的存在，它感觉到了你，你不会被遗忘，被隔离、被抛弃。
我觉得贾平凹先生的创作是达到了以上三点的。而就读《高兴》而言，我觉得我们应当感到庆幸，有贾平凹这样的作家“像一面沿街行走的镜子”照着我们前进的征途。
最后，还是用巴里·洛佩兹的话来结束我的文章：
就人类的生存而言，更为重要的也许是爱心，而非权力。
从贾平凹先生这部令人想哭的《高兴》中，我看到的是善良和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