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晓敏
从秦川大山腹地走出来的田光明，曾经做过村里的记工员，担任过乡村老师，又做过乡镇学校校长、教育专干，再到县教育局机关工作。他熟悉乡村的风土人情、民俗俚语，对于百姓日子的苦辣酸甜，有着深切的感受，多年的职业坚守，对教育工作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身为一名心存忧患的知识分子，置身其中，田光明对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充满关注和期待。年过半百之后，一种写作的冲动来自于自身的观察思考和切肤体验，促使田光明拿起笔来，从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写起，几乎是原汁原味地记录着身边的人和事。
《村庄的婚礼》以回忆对比的手法，从一个家庭的三场婚礼中，精心描绘了乡村生活的历史的沧桑巨变。对一个人来说，婚礼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是人生之大事。对一个家庭来说，操办一场婚礼是一场倾情投入，一个家庭实力的展示，也事关家庭颜面。对一个村庄来说，一场婚礼是人情人性、乡风民俗的集中体现。《村庄的婚礼》聚焦一家三代人各自经历过的特定婚礼场景，讲述几十年来不一样的乡村故事，将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农民从物质到精神层面所发生的变化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品语言鲜活，描写生动，烟火味儿浓郁，正面颂扬了国家民族的乡村振兴大业，富有现实意义，极具正能量，并不显得刻意和概念化。
三代人的婚礼，各自打上了不同的时代烙印：爷爷辈王大奎借粮娶亲，物质上的贫穷让一场婚礼变得甜蜜不足，苦涩有余；父辈娶亲虽不再有物质上的困忧，八凉八热有鸡有鱼，但村人根深蒂固的封建劣根性作祟，让婚礼变得五味杂陈；生活在今天新农村的孙子，物质精神生活双重丰盈，终于在村里举办了一场皆大欢喜的现代式婚礼。作家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笔下的婚礼场景写得生动有现场感，通过细腻逼真的场景描写，让读者感受时代给农民带来的富足安康和不断提升的幸福指数。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园亲，古往今来亦然。《家乡的皂角树》是一篇借家乡的一人一物，一草一木寄予思乡情怀的作品。在物质贫乏的乡下，皂角树不仅为村人提供花叶扶疏赏心悦目的精神享受，更是他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在那个连火柴都买不起的贫穷年代，"泡沫极为丰富，去污力很强，无副作用，且有一种特别自然香气"的皂角成了婶子、媳妇姑娘们洗衣洗澡的必备之品。这篇散文式的作品，借家乡的皂角树抒发思乡怀旧之情。作家以深情的笔触，书写着皂角树为村人带来的种种便利与精神愉悦，慨叹时光流逝与风物美好，抒发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引人共鸣。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通篇弥漫着对家乡的眷恋之情，一种亲和力和一丝淡淡的忧伤。
对于生活在相对贫困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对风水学与生存的关系，有着某种不同的迷信和理解。农家人打墙盖房，墓地营建，甚至婚丧嫁娶，出门营生等，都要看下黄历，讲究点“凶吉”。《娘的风水学》围绕这一风俗文化，塑造了一位坚强善良、勤劳贤惠的传统母亲形象。
柱子家的日子原本穷困窘迫，父亲中年因病去世，全家重担就落在柱子母亲一人肩膀上。这位坚强的母亲带领着全家人艰辛度日，走出困顿，硬是把家里的日子过好了，还把儿女培养成富有感恩之心的人。当村人把这一切归结为是柱子爹墓地的好风水，甚至以为柱子母亲懂得风水学时，母亲却一语道破真相：娘哪里懂什么风水，娘只知道，人贤惠勤劳，努力了，奋斗了，就是好风水。朴实的语言，蕴含着母亲朴素的人生哲学。好的家风教育，好的长者风范，就是一个家庭的好风水。
《乡恋》写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心理矛盾，可谓触觉敏感，观察细致。作品选择了福堂和栓劳两个主要人物，围绕他们在搬迁前后的态度与表现，展开对比描写。福堂“他是土命，爱土地，恋土地，离不开土地。他一生的悲喜，都与土地相关”，代表了眼下大部分农民的依附家园的心态。一个好的作家，就是善于从大事件中发现个体人物的命运、情感变化，并用艺术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譬如反映土地革命的文学、工业文学、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等的发轫兴起，无不如此。这一篇小说是作者的写作尝试，从切入点上说非常好，只是在处理一些细节上，还稍显生涩，主题开掘浅平了些，搬迁农民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享受国家安置政策，本也无可厚非，不能完全归咎于单纯的懒惰或者投机。
一根扁担承载的是一个农民艰辛的一生，扁担是人的化身，人也是扁担的灵魂。在《父亲的扁担》里，当父亲把扁担交给他的时候，一个家庭的命运也就交给了他，从此，他用这根扁担挑出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挑出儿女们的学业和未来。当然，扁担也见证了他的辛劳、汗水。
田光明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太长，能在《小说选刊》《山西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作品，除了在读写方面的努力外，也注重与广大文友在笔会上和网络平台的学习交流，促使创作渐入佳境。他认为，小小说是最易于和时代贴合的文体和写作，可以及时迅速反映时代、反映生活。他表示：作为一名小小说写作者，要在扎实学习的基础上，增强创作自觉，笔耕不辍，力争在新时代语境和思想高度上进行书写，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文友王应军在网上谈到田光明的作品说：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础和源泉。一方面，作者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有切身感受，有写作的第一手材料，容易梳理出写作素材，碰撞出写作灵感；另一方面，对间接材料，能深入实际调查了解，采访当事者，或者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阅读、分析别人的第一手资料，从而获得写作的素材，找到写作的触发点。
《送书》父子情深，令人动容。为父母写一本书，这是无数人都曾产生过的念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用勤劳、善良和坚韧，呵护、鼓励着我们长大成人，成为有用的人，就像这位父亲一样，用自己所有的努力帮助儿子获取知识。作品借“送书”这个机会，以回忆为链，以父母对子女深挚的爱为珠，串起这世间最闪亮动人的故事。语言朴实无华，带着乡下泥土的清新与芬芳，力道直抵人心。尤其文中几处细节描写，如父亲为儿子包新书，父子二人上集市卖树，甜中有涩，涩中有苦，将父亲山川大海般的爱，刻画入骨。当写给父母的书出版，儿子在墓碑前读给父母听时，这一细节如神来之笔，让人怦然心动。
《村学》写一个人和一座学校，一座学校和一个村庄的希望，主人公王文化将一辈子都放在村里孩子的教育上，村学校从简陋到规范，从他一个老师到九个老师、百多名学生，这是坚守和信念的结晶。可以想象到，这一切改变了多少孩子的命运，改变了多少家庭的命运。王文化是无数乡村教师中的一个，他以默默无闻地耕耘，守望着孩子们的未来和希望。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也越来越多地离开了乡村，随父母迁往城市读书，乡村学校生员减少，教职员工青黄不接。面对此情此景，乡村教师王文化不改初心，依然如故，热爱着自己的教育岗位。小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典型的细节刻画，如果再多一些典型的细节，会让王文化这个人物更立体、更丰满。
对于一个写作新人而言，如果作品能在重要报刊发表或选用，自然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为得到的这种认可和肯定，无疑会带来某种自信。田光明的《强娃》在家乡《渭南日报》发表后，很快被《小说选刊》转载，并在当地引发热议，临渭区作协还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一个千把字的小小说，因为把一个“抗疫人物”与精准扶贫故事巧妙地融合一起，写出了新意，塑造出时代人物的精神风貌与个性追求，便成为好看耐读的作品，被人推崇。
这里摘取一些与会研讨者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徐喆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强娃，正是这些“负重前行”、“最勇敢的人”队伍中的一员。这些人大多数是无名英雄。不同的是，强娃还是扶贫对象，是受益者，脱贫者。王宝君说，故事之所以不平淡，就是在有限的篇幅中，作者机智地将当今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两个“硬仗”，通过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换一种说法，就是作者用自己敏锐独到的眼光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脉搏，这一点正是作者构思的高明之处。秦川牛说，这看似是一个人舍小家为大家的个人行动，实则是反映了一层人，一种思想，一种境界的提高与升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国情怀。
生活是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田光明把文学创作之根深深扎进他生活过的乡村大地，他工作过的三尺讲台。心中饱含深情，笔下的一人一物都被赋予了真诚的灵性。读田光明的数篇小小说作品，真情贯穿其中，朴素是其底色。“根植于山村，生于斯，长于斯。我要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土地，用温情的目光关怀着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写出言之有物，具有真性情，体现社会正能量的优秀作品。”田光明有这样的文学追求，有如此的赤子之心，加以后天的努力，相信田光明定能创作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
附：田光明小说《强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