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亚军
今早女儿上班出门时，我叮嘱她，要过三八了，给关心你的老师和阿姨们都发个信息。她边走边回应说，知道了，还有小刘阿姨。
女儿5岁多一点就上了小学，跟着妈妈去的。学校离家约3公里，原是一个教会学校，差不多快120年了，曾培养过许多知名的人士。妻子到这个学校任职后，大部分情况下都骑车带着女儿上下班。有时候也走路，我担心女儿走不动，她却说，走累了就跑，跑累了再走，很快的。这话让我感动，也有些惭愧。那时除了工作忙，我正在热衷开车，出门就想开车。可是，学校所在的那个小巷子，虽然唐朝时已经很有名气，但实在不好走。有时候，我因为发怵在里面开车，才没有去接她们。妻子外出开会，就安排门房的小刘阿姨把女儿送到巷子口，我到那里接女儿时认识了她。
她那时还很年轻，当然现在也还年轻，好像一直没有变化。她骑着电动自行车，把女儿载到巷子口，交给我时还会叮嘱女儿，回家先把作业写完，你妈回家要检查。我对她感激地笑了笑。后来，我的工作不太忙时，常走着去学校接加班的妻子，还有跟着她的女儿。每次到校门口，小刘都会早早看到，一边开人行的小门，一边喊女儿说，你爸爸来接你们了。她好像什么时候都在单位，周末或放假时我去了也总能看到她。妻子说，小刘就住在门房的里间，一年360天都以校为家。
去的次数多了，我发现，她不光看大门，还负责大门内外的卫生。农村的老人曾讲，人有脸，户有门。谁家门口脏乱差，没人愿意去他家。在景龙池这个逼仄的小巷里，难得有学校门口的一块开阔地，那里总被小刘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如她本人的利索。仔细观察，她好像还负责传达室，门内外谁有事都会找她，她好像什么事都知道，什么事都能干，会把一切应付得利利索索。我笑着对妻子说，你们一个小刘，干了我们两三个人的活。妻子说，她还负责学校的灶房。我问，灶房里几个工人，妻子说，就她一人，早上给孩子做营养餐、热牛奶、煮鸡蛋，中午给几十个老师做简餐。我的老天，仅灶房的事，在我们那里至少又得三个人。你们让一个小刘，干了五六个人的事，给人家多少工资？只有两千多，妻子的回答让我无法相信，更觉得不可思议。可这又是事实，而且没有任何保险和福利，除了提供门房里间的一张床。妻子说，一起工作忙二十年，从没听到她的抱怨，也没发现她与别人弄过矛盾。她习惯了这样的待遇，大家也习惯了她的存在。
从那以后，每次进学校大门时，我都像欠了账一样，特意会用眼光找她，对她点头致谢。她每次都笑呵呵的，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女儿毕业后，上了中学大学，包括去国外上研究生时，每次与妈妈聊到学校，都会提起小刘阿姨，说了她许多好事。我在旁听时总会猜想，一个班的孩子可能就会记得班主任和授课老师，全校的孩子大部分会记得校领导，但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会记得管门房又做饭，还常常热心助人的小刘阿姨。小刘阿姨一直在他们记忆里，也一直年轻在他们的心里。现在，已经当了奶奶的她，打眼看去，好像还是那么年轻。她一定有自己的看法和活法，才有了这样的活力和从容。
当然，她也有烦恼时。她在学校干了二十多年临时工，与这里有了感情，还想继续干下去。可是，人事改革时一度没法给她提供那份微薄的工资。西安闹疫情前，她已经三四个月没领到工资。学校领导急，她也急，扫地时动作都有些大了。可是，一旦疫情来了，巷子两头封了，她就什么都不说了，一个人守在学校。户外的水管冻裂了，她想办法赶紧修。家属区隔离的单身老师没吃的了，她想办法买菜又送粮。街道办来检查防疫，她天天按要求消毒和上报。城市解封后，她又忙着给学校门口挂红灯，准备着红红火火过大年。
大年初三，妻子值班时，我陪她去了学校，见到了小刘。相互拜年后，我问她，回老家了吗？她说回去看了一下。我说你辛苦了几个月，也不多在家里呆几天。她说，大家都辛苦，领导整天操心这操心那，老师们天天上网课，过年得让大家休息好。听了她这平实又受用的话，我忽然感觉到，她这么关心学校，这个学校显然已经被她当成了家，当成了她自己的学校。
今天上午，一个人在家时，想着女儿提到的小刘阿姨，又想到了她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