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高悬迎新春 （尚洪涛 摄）
除夕夜的鞭炮声，已经在村庄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我还和母亲在灶房准备着年夜饭。我坐在灶角的小木凳子上拉着风箱，风箱很笨重，我瘦弱的胳膊有些拉不动，就用双手使着全身的力气拉，连腮帮子都鼓得圆圆的。
母亲在炒菜。第一盘菜就是我最爱吃的大年菜，把豆腐粉条胡萝卜和菠菜烩在一起，单那白红绿色看上去就已经很馋人了。这道菜最诱惑我味觉的，其实是它被铲到盘子里后旁边盖上了一圈厚厚的大肉片。我想吃，母亲却不让，说小孩子要懂礼节的，等叔、伯和父亲动了筷子，我们才可以吃的。母亲怕菜凉了，就用一个碗反扣罩住盘子里的美食，放在后锅的锅盖上，又开始炒第二道菜。每一道菜都一样，做好后盖得严严实实的，全然不顾我和哥哥嘴角已经开始扯线线的“长涎水”。
那天晚上，母亲大概做了五六道菜吧！大约一个小时后，在母亲烟熏下的眼泪、咳嗽声中，它们就一个个出锅了，在后锅的锅板上整齐地摆放着。然后，从外面回来的父亲，从里屋托出一个方方正正的木盘子，母亲才会拿开扣在上面的碗，小心翼翼地放在盘子里，旁边搁了几双筷子。方盘子装不下，哥哥手里也端了两个盘子，我则托着刚从后锅拿出、还散发着热气的白馍馍和几个热菜包，跟在父亲的身后，高高兴兴地去隔壁的大伯家吃年夜饭。身后，传来母亲收拾锅灶的声音。
我父亲在几个长辈兄弟中排行老二。自从爷爷去世后，每年除夕夜，我们就随父亲去大伯家吃年夜饭；三叔也去，带着他的孩子，也是端着和我们几乎一样的饭菜。可母亲、婶娘她们都不去。大伯母也没和我们一起坐在他家的土炕上吃年夜饭，她的头顶盖着一个四方帕帕手巾，头发已有些花白了，绾起来的。看见我们，她用手揉着被烟呛得掉眼泪的眼睛，脸上笑成了一朵盛放的菊花，“狗娃来了。”“猫娃也来了，快让我抱抱，又长高了。嘻嘻！”伯母尤其爱娃娃们，不喜欢直叫名，经常见了狗娃、猫娃地唤着。要是在以往，我们都喜欢钻在她的怀里任她亲昵！可除夕夜不行，她的怀抱永远没有盘子里那些美食诱人。我们咯咯笑着，绕开了大伯母，跑到里屋大伯家烧得热烘烘的土炕上，围成一圈，和叔伯他们一起吃年夜饭，等着发压岁钱。
闹腾了几个小时，我们个个打着饱嗝，端着光盘子回到了家，准备丢给母亲去洗。厨房灶台前的灯火还在亮着，母亲正在准备大年初一早上要吃的饺子。包饺子的馅已经准备就绪，面也已经和好了，放在灶房的锅板上。我不知道母亲一个人在家吃了些什么，晚上那些美味她是舍不得给自己留的，我们也从来没有问过母亲吃过饭没有，习惯了她默默无闻的付出，没有人在乎她的需求或者存在。我们把那些差点被舔干净盘底的“光盘子”放在灶房里的案板上，叫了声“娘”。没有听到母亲的回声，抬头间，却看见她正在灶角里抹着眼泪。平生第一次，突然感觉到，母亲很可怜，她竟然还会哭，很难过的那种。
“娘，你怎么了？”我拽着她的衣襟问。母亲突然就哽咽了起来。她说：“娘好想，好想和你们一起吃顿年夜饭。”
我被吓哭了，哥哥也被吓哭了，我们都被母亲的哭声吓哭了。从出生以来，娘一直留给我们的是忙碌的身影，她就像一只勤劳的老母鸡，在一贫如洗的日子里带着我们在那片同样贫瘠的土地上觅食吃，尤其是为了给我们过一个丰盛的年，母亲一月前就已经开始忙碌了，打扫屋舍，为我们准备过年的新衣，想着法子准备这顿完全不属于自己的年夜饭。我们一直以为这都是她应该做的，但没有想到过娘也会累、也会哭。
其实，我们也很想和母亲一起吃年夜饭，看着娘笑着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可我们不敢给爹说，怕爹说我们小孩子不懂事，怕爹训娘没个教养。我想爹应该也是愿意和娘一起吃年夜饭的，毕竟这是一年来全家最美的盛宴，可爹也不敢，他怕大伯训他，更怕村里人笑话——祖祖辈辈女人不上桌，就你家女人长得心疼？难道要改写历史不成？
其实，在父亲三兄弟里面，父亲是最没有发言权的。我记得，那时全村人还在一起吃大锅饭，有一天母亲病了，上吐下泻，父亲就跑去给当时担任生产队长的大伯请假，想让母亲休息一天，等身体稍微恢复好些再上工。大伯顿时就向他吼了：“就你家女人是金豆豆，我看女人家学娇气那都是惯的毛病，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你看你那软骨头、怂货……”其实，娘给我说她想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的事，爹也听见了；可他装耳背，强装咳嗽了一声，就回里屋睡觉了。里屋的炕，天黑前就已经被娘烧得热烘烘的……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我们许多年了。在她离世前，终于圆了她渴望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的梦。不知为什么，每到春节前，我还是想起当年那个除夕夜，想起灶角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