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晓军
毫无疑问，所有的战争都注定着残酷。拨开浓浓的历史硝烟，虽然看不到厮杀的惨烈，但地下工作者的危难与艰辛，却用正气和无畏汇聚成很强的画面感，让人们早已麻木的精神，重新在小说《兴安踪影》的荡气回肠中，寻找到久违的铁血质感。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三卷本的《兴安踪影》更像是一部记录安康的革命史、斗争史，虽然只是截取了1938-1941年这段时空来展现，但在作家独特的叙事视觉下，依然从惊心动魄中还原出特定的历史背景，并在艺术审视中对强大的生命意志进行辩证思考。这种举重若轻的鲜明书写，自然有着极强的可读性，分明就是全局观照下的丰富表达，是生死、真情和忠诚下的历练，在不断的冲突中透视着真实的灵魂，在史诗般的震撼中展现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
《兴安踪影》是年逾八旬的作家孙扬，历时3年半完成的心血之作。作为一部有温度、有情感、有价值、有理想的作品，小说带着自如的理智，洋溢着令人惊叹的精神和才华，尤其是革命精神的深刻、独到，无不让人为之触动。在我看来，作家看似在写故乡，实际上有着自己的深沉用意。饱含真情的书写，有着艺术的内在、刚性的特质，在赓续革命先辈红色基因的同时，一步步建构着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作家通过记忆追寻，书写红色信仰和力量，这种精神传承可视为文学的声音，也能当作积淀内心的情怀；既满足着给故乡的献礼，也圆梦了军旅的遗憾，从而让发生在安康的这段故事，被文字镌刻成了隽永。实际上，孙扬早从青年时代就开始酝酿、构思和收集资料，经过了多半个世纪才付梓出版，这绝非是用110万字堆砌而成的历史事件描述，而是对真实与艺术的深层融合，裹挟着风云骤变下的动感。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作家对往事的追溯，从细节中刻画着真切厚重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下的精神坐标，努力从人们的遗忘中还原历史的真实、战争的残酷，以及人性关照下的心灵世界，也让这部关注安康地区地下党组织战斗历程的作品，有了人文厚度和文本张力，这也是探寻《兴安踪影》精神密码的关节点。如果将《兴安踪影》视为片段式的记忆和书写，作家则是借助故事来写一代代革命精神的传承，他以真实冷峻的笔调，对民族之痛进行着反思剖析，立体地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范，为红色小说写作提供了新模式，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书写下的家国情怀。孙扬并未过多去写杀戮和残酷，他只是通过细节描述，灵活有度地写青春的向上、理想的动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时代长卷中揭示小人物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小人物的平凡，却也携带着时代的光芒，尤其是对英雄气质的崇敬，更让作品具有着史诗气质和品格。如此看来，这样的书写状态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基于现实主义叙事架构下的文化史、革命史，“让党史、新中国革历史事件通过人物和故事活化，让历史走进文学意境”。这样的写作颇有意味，是用文学笔触诗化过往情怀与审美，无论是塑造人物精神世界，讲述对于生命的尊重，还是表达对老一辈革命者的不畏艰难，都充溢着礼赞和敬仰。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兴安踪影》中的故事看似很生活化，可是从古战场的遗址、满山架岭的山花、酣畅流泻的江水、悠扬亢奋的民歌中，却折射出一股股激荡的豪情，在不断唤醒着潜在的美感，即秦巴山区的自然之美，与陕南地下党组织慷慨悲壮的精神之美。“同许多作家一样，我的创作源泉和动力是故乡，一块邮票大小的故乡，是我的诗和远方。”作家艺术化的书写，是自省拷问下的审美气象，是文学意境下精神品质的表达，始终紧扣着环境和人物的内心演变，陆续写着灾难深重的历史，在充满生命本真的体悟中，完成着人物内心情感的展现，也从中见证了品质、精神和真情。可以说，“踪影”是小说的核心和灵魂，就如精神的碎片一样，始终在不断地拼接和拆解着，完成着世俗环境中的真实描摹，不乏人性光芒下的坚守。作家完美的叙事能力，洞察着精神世界的广阔的洞察和人性的复杂，这样的审美书写既符合着小说架构，也能在内在机制中强调着环境、命运以及历史的变化，完成个体对于革命事业的融入和敬重。诡异复杂的时局，浴血厮杀的面对，似乎少了浪漫和平常，却始终追问着英雄叙事美学的向度，尤其是面对走与留、得与失、苦与乐、生与死的矛盾交织时，作家巧妙完成着从自然表象到生活本质的观瞻。如，那枚从怀中掏出的红五星，红的是那么温情，红的是如此有力，那一抹红何止刺激着观众的感官呢？那红分明就是信念和力量，让这群革命者为理想舍身弃家。这样的凸显了普通人不平凡的精神状态，也让故事在细节中得以升华。紫阳人冯翠兰从陕北去往西安前，首长为她改名叫冯苏。苏是“苏维埃的苏，万物苏醒的苏”。顿时让她的形象愈发有意思起来。“是，首长，一定苏醒、清醒、提醒，在国统区工作要像开车那样，掌握好方向盘，我妈说过，人和太阳是不同也有一样的地方，推诚待物，为人处世，就要无私地洒播温暖的阳光。”简单直接的对话，让人物的单纯、坚毅、自信，以及无惧挑战的形象脱颖而出，这样的画面感鲜活有趣，富有着生命力。没错，万物苏醒喻意着春天的到来，也说明党的事业正在向前有力推进，而小人物所肩负的重任，表现出地下党组织以苦为乐的状态，也渲染了秦巴山区的神秘色彩。
以小见大的书写，需要在民族家国的架构下，基于精神价值去承载起历史的记忆。“我想一个作家的正事是什么呢？就是写作，一直写作，讴歌一个时代，一生一世的文学情怀。”众所周知，“历史距离还具有一种特有的诠释学的创造性”，而这也是《兴安踪影》生出共鸣的地方所在。可以想象，这样的红色题材并未刻意写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也没有用感天动地来触及人心，只是用日常生活图景来叙事，不经意中展现出宏大的历史背景。可以说，这样的细致入微，是时代语境下的终极关怀，是精神血脉中的文化乡愁，是历史书写中的张弛有度，而强烈的情感，深刻的意蕴，最终都在作家的理解和阐释中，成为了不同凡响的文化心理表达。在这样的全知视觉，作家既考量和观瞻着革命者前仆后继的身影，也在世俗风情中悄无声息给每个人画着像。这样的叙事方式，是人性真相中的价值判断，是苦难悲辛中的命运挑战，是时代精神的时空跨越，是用生命一笔一画完成的史诗，是精神在风雨中闪烁的赞歌，在娓娓道来中写就着一系列血肉丰满的革命故事。
从艺术手法上而言，《兴安踪影》要表现出情感的认同，即融合于革命斗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情结，以及人对生命的诠释。小说恣意奔放，把控能力很强，始终沿袭着时间顺序逐渐推进，依照地下工作者发展壮大这条线索拓展故事，表现出激烈交锋下的情怀，丰富内涵下的博大生命力，经过不同画面的演绎，将所有和着翻飞血浆的委屈，所有揉杂着辛酸的诉求，以及共产党人敢于直面生死的悲壮、坚守的执著予以表现。试想，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没有坚强的精神信仰，又如何能写出如此丰富的内涵和意境？更不要说人性的伟大了。小说中涉及400多人，比《红楼梦》中的人物还要多，而且是人人各不相同，工委书记刘湘卿机警、工作经验丰富，也不乏柔情侠骨。冯大轰的气急败坏、郭经理的沉着应对，梁良的丑陋、李开新的机灵多变、不善言辞等个性特点，通过故事还原生活细节，缩影人物所处的时代，把一群不同的生命写得淋漓尽致，表现出处于艰难与守望、梦想与困境之间的人性面对。这样的视觉充满审美张力，犹如历史在场的青春战斗曲，在情境和艺术的冲突中，突破性地开启全新视觉，用老一辈革命者的艰难困苦触摸着历史，在现实的观瞻中思考复兴中华的梦想，从而让卑微变得强大，让短暂变得不朽，进一步从人性关怀的理念出发，深刻探讨了人性深处的是非善恶本质，令人感慨。
这样的故事于读者而言，不是空泛无力的记录，不是对历史往事的简单回顾，他从深层次述写着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也提出了如何去认知历史，并以史为志来建功立业，在历史往事中如何去还原历史现场的一系列问题。这些与历史相关的话题，无形中也契合《兴安踪影》这个书名，让故事不单纯存在于历史现场和当事人所构建的叙事中。这样的自我表达，是用真实来写温情，用环境映衬现实，用革命时代写激情燃烧的岁月，写着满目疮痍下的青春之歌。张学昕在《抵抗平庸的短篇小说写作》中写道：“一个作家之所以要写作，其内在的动因之一，就是源于他对存在世界的某种不满足或不满意，他要通过自己的文本重新建立起与存在世界对话和思考的方式。而一个作家所选择的文体形式和叙述策略，往往就是作家与他所接触和感受的现实之间关系的隐喻象征或某种确证。”这样看来，孙扬实际上是在“变”与“常”之间追求一种觉醒和思考，他敏感地捕捉和反映着现实，定格和还原当时的革命生活场景，彰显出作家志在千里的实力和水准，尤其是对于当下这个时代的创作，有着非常有益的借鉴。所以，从作家的潜意识中不难发现，他在努力塑造着革命者的形象，让其有血有肉，又不去刻意夸大和拔高，这些人物全然被置于刀光剑影和人11民血肉相连的场域，通过柔弱和黑暗、坚强与光明的对比，从多角度、多层次去投影复杂环境下的斗争、复杂情感下的真挚。
毕飞宇说：“我只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惟一的野心和愿望，只不过是想看一看现实主义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样子。我想强调的是，我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做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不是‘典型’的那种，而是最朴素。”孙扬没有墨守成规写战争，而是在审美中超越着传统的写作模式，以真实和理智的笔触揭示着战争的残酷，聚焦地下党员为革命事业的理想形象，在宏大叙事中融入了安康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得整部作品有着不同的品质。作家不断地通过故事的切入，波澜不惊地写就着历史和英雄主义。无疑，《兴安踪影》是对历史的重演和回忆，是心灵的洗涤和净化。正如作家自己所言：“我们的文学应该怎么选择？归根到底，用语言塑造人物形象，特别是我们安康地区，在那个时代，出现过诸多英雄和历史事件。我是怀着敬意和感情以及强烈的愿望，让那些过往的人和事一个个一件件地走出来，这就是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作为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作家真实记录了那个年代小人物的生命状态，反映出参与者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平的向往，对生命的关注。一是在屡遭杀戮、组织遭到破坏的严酷形势下，刘文彬仍表现出坚韧和不屈，这种视觉表现转嫁既稳定了军心，融化了人际关系上的坚硬“冰点”，也让人读懂着共产党人的刚毅；二是对刘湘卿、刘威诚、陈振山、段启瑞等形象敢爱敢恨的柔情铁骨描写。作家一改故事情节的惊心动魄，用真情和细节大面积营造深刻与感动，这种独具平民视觉的状态，无不让人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精神重量，和如诗一般流淌的军魂，进而给读者以强烈的冲击。三是借助安康地域特色，再现了贺龙、徐向前、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条件极其艰苦、斗争极其残酷的红色奋斗历程。
总体来看，《兴安踪影》对革命历史的叙述，让它在自我的独特建构中，不断绘就着革命先辈忠于信仰的历史长卷，书写着现实主义精神的生命激情，引领着红色文学绽放出新的光彩和魅力。
（本文作者常晓军，武警工程大学教授，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