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古板的人，尤其在生活上，不讲究吃，更不讲究穿。夏天一件白布褂，冬天一件黑棉袄，一年四季身上就那几件衣服轮换着穿，气得母亲总抱怨父亲的做法是给她扬“瞎名声”。就这样一个不讲究穿戴的人，却问我要一件新的军大衣。
一九八四年春节过后，我即将离家返回军校之前，父亲突然问我：“部队上能买到军大衣不？”我说：“都是发的，买不到。”他便低下头，挪开了充满希望的眼神。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向父亲解释，但我知道是我穿回来的军大衣触动了父亲。
那年寒假，同学们都穿着新发的皮大衣回家，我也不例外。我还特意在天安门广场照了张身穿军大衣的照片。父亲看着相片，摸着厚实的皮大衣，说：“到底是部队上的衣服耐穿、保暖，还……好看！”我就让父亲春节期间披着它走亲访友，正好御寒。父亲迟疑地望着我，我就势将大衣披在父亲身上，鲜亮的军大衣和他身上的黑棉袄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件军大衣在父亲身上停留的时间没有超过五分钟。父亲只是披着它在院子里转了转，就脱下来叠好放在炕上。母亲说父亲怕弄脏了，我猜父亲一定是舍不得，舍不得穿，更舍不得脱。
第二天，趁着母亲给我提兜里装东西的机会，我问母亲：“我爸咋突然想起来要军大衣了？”母亲略一沉吟，说：“你爸呀，年轻时想当兵，验上了，最后没走成。从那时候，他就有个心愿，能有一件军大衣，弥补一下他没穿上军装的遗憾。”
母亲接着给我讲述了父亲的另一段故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作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分子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参观学习。这趟远行，令父亲更为激动的是在大寨参观结束后，他去了北京，看望在北京当兵的小弟——我的四叔。
父亲凭着信封上的地址一路打听到四叔的部队。部队领导热情地安排父亲住在部队简易的招待所，还特意批了三天假让四叔陪着到天安门广场、故宫、王府井等处游览。四叔看父亲穿得单薄，在京城冬日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就借了战友的军大衣让父亲穿上。这件军大衣让父亲倍感温暖。
在天安门广场，平日里不爱照相的父亲破天荒地第一次主动提出照相。不仅和四叔合影，还留下了一张在金水桥上身穿军大衣的全身像。
母亲指着墙上的相框说：“你爸就喜欢这张相片。”墙上挂的相框里大多是我们兄妹四个与母亲、奶奶的合影。在众多合影之中，唯一一张父亲的单人照就显得格外醒目。照片上的父亲身披军大衣，站在金水桥上的汉白玉栏杆旁，背后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映衬着父亲挺拔的身姿，映衬着父亲俊秀的脸庞上展露的灿烂笑容。
这张记录着父亲青春风采的照片，让我知道眼前这个被生活累得佝偻着身躯的人曾经是那样的伟岸，让我记住了面前这张写满沧桑与艰辛的脸曾经是那样的英俊。
机缘巧合，一九八五年部队大整编，学院后勤部门通知要处理一批军用棉大衣。闻讯，我毫不犹豫地用积攒下来的津贴费买了一件散发着樟脑丸气味的棉大衣，寒假时带给父亲。那年春节，父亲郑重其事地穿上新衣服，套上属于自己的军大衣走亲戚，拜大年。记得父亲穿着军大衣迈出家门，看到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个冲着他快乐地调笑，竟有些手足无措。
打那时起，数九寒天，棉大衣就成了父亲忠实的伙伴。陪着父亲走亲访友，伴着父亲去镇上赶集，随着父亲进城售卖苹果，或者静静地躺在架子车上看父亲挥汗如雨地劳作。
再后来的日子，父亲穿着军大衣走进医院的骨科病房。军大衣见证了这个昔日疾步如风，处事干练的男人与病魔顽强抗争的过程。
当父亲感觉他将不久于人世时，叮嘱母亲在他百年之后不穿寿衣，只穿平时的衣裤。如果在冬天，就让这件军大衣陪着他，护着他的身体。也许是父亲有先知之明，新世纪第一个元旦的曙光照耀着寒风凛冽的山村，父亲随着屋院前那棵大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扑进了大地的怀抱。那件军大衣不离不舍地陪伴着他，呵护着他。
军大衣，是父亲青春时梦想的影子，是父亲百年后贴心的陪伴。可有谁知道，父亲把多少辛酸的泪水撒给默默无语的军大衣，把多少苦痛埋藏在军大衣包裹着的心田，把多少苦难扛在军大衣呵护下血迹斑斑的肩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