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智奇
王宝成，陕西省作协会员，西安市作协会员，特约作家，西北大学历史研究员，著有《史记札记》《三余堂随笔》《袭明集》等。好读书而不求甚解，于经史、训诂、诗词略有斩获，无入而不自得，自娱兼以娱人。
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召开的一次创作座谈会后，我在雍村饭店经翻译家孔保尔先生介绍，认识了西安市雁塔区政协副主席、西北大学历史研究员（兼职）王宝成先生。他，挺拔倜傥，脸有些微黝，五官端正，眉浓目炯，一身闲适装，满脸涵泳态。初次见面，他话语不多，谦虚而郑重地送给了我他写的三本书：第一本是（（《史记》杂记）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以历史谈人生；第二本是（（《三余堂随笔》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版）借典籍论古今；第三本书是（《袭明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记生活以抒情。我用了较长的时间，断断续续地读完了他的这三本书。
掩卷遐思，我觉得：作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的王宝成先生，他更多地是站在讲史释典、引经论道的角度，对青年一代普及历史知识，教育他们做人的道理；站在“古为今用”的立场，读史感怀，集腋成裘，“望有补于世，以蚊蚋之嘤唤雄鸡之唱”。从文体分类上讲，我认为三本书思想内容和审美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散文随笔，一类是论说杂感。
一
王宝成先生的散文更多地收集在《袭明集》中，随笔更多地汇集在《三余堂随笔》中。但是，《袭明集》中也有随笔，《三余堂随笔》中也有散文。
可能是出于我早年受印度作家泰戈尔《吉檀迦利》《飞鸟集》这类作家和作品的影响，我在自己的阅读选择中，更喜欢读一些有思想、有诗意、少铺陈、少丽辞、多清新，短小精悍的随笔散文。王宝成先生的随笔散文有这种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他不追求套路模式，华辞巧语，象征隐喻，他率性而为，直抒胸臆，语言朴实明快，情感真诚简约，思想独立卓然。
例如，“吾少好枣，至今不厌。尝于巷陌购得一箧，携至书房，以佑读书。读至快处，啖一枚，可得兼味。不好枣者，不解此书味；不好书者，不谙此枣味”。（《三余堂随笔》第292页）
这些三言两语，独立成章，犹如朝辉中一颗颗露珠，在霞光中熠熠生辉，映出大千世界的勃勃生机，给人以清新向上的感觉。
他的随笔散文说古论今，引论结合，以说代论，绘声绘色，携情带韵；以诗入文，主客一体，神与物游，诗意盎然。例如，“小桥流水，白板笏牙，晓风残月，断鸿声里，塞外寒鸦，碧云天，黄花地……这是宋人给我们勾勒的情景。唐人写了那么多诗，却不如宋词来得潇洒。唐人的胸怀自是后代无法企及的，但宋人的精致、典雅也让人赞叹不已。‘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南朝千古伤心地，还唱后庭花。旧是王谢堂前燕，飞向谁家？’愁情本是伤心事，但宋人把它写得如此凄美，仅是这份绮靡，唐诗无论如何做不到。”（同上第288页）
他的散文随笔流露出一种历经沧桑，登高望远，站在经验之上，感发“道因善化，枯朽人起死回生”之顿悟。例如，“人一生大致有四个阶段。其一，‘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二，‘出师未捷身先死，黑云压城城欲摧’。其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其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老夫聊发少年狂。”（同上，第303页）
“‘学’而后方能‘立’，‘学’而‘立’方‘不惑’，‘不惑’则知‘天命’；于世事无忤，才称得上‘顺耳’，反映的是一种通达状态；于世事洞明通达，则可以‘从心所欲’，这就是通脱，不需要拘持了”（《袭明集·自序》）。
他的散文随笔，耕耘于古典现代、学理躬行之间，属于“明志载道”之类。他出身农家，长期在基层工作，具有一种平民意识，乡土情怀，田园情趣。例如，“久居市井，谁不想往山野异趣！‘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这是欧阳修的野趣。美则美矣，然而铺陈总嫌繁缛，纵在山野，太守还是那么讲究，那么追求唯美，无乃过盛！韩愈就简单得多，自我得多。‘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悠然一个人的乐趣，一个人的享受，境与人浑然一体，透出几分洒脱。”（同上第288页）
他是一个行政干部，但又具有书生意气，在现实生活中常徘徊于情与理、德与法、拙与雅、悟与未悟，知与未知，觉与未觉，蔽与未蔽之间。他是一个在心灵的冲突中，敢于把自己的真实情感撕开给人看的作家。例如，“我曾有一段时间横遭排挤，愤懑难抑。在一次小聚时，借酒向崔兄诉苦，情至浓处，泣不成声。”（《袭明集》第18页）
“在岳母病危的日子里，我与妻子又一次产生了感情危机。前几次也是，每当我们不睦，就有一位亲人离世。这一次也是这样，出于对死亡的戒惧，我们主动与对方和解。双方都明白，这一生注定要在一起了，因为再也经受不起失去亲人的痛苦了。”（同上，第15页）
在《老而有泪辄轻弹》中，他忏悔“想起老伴，她年轻时清素简朴，我总招惹她生气，找她吵架，一直吵到她变成老太婆”。（同上，第30页）
在《一笔情感账》中，他忏悔自己当年上大学时，面对真诚的朋友卢心田对文学的痴迷，对他的羡慕，他却怀着一种“去蹭饭吃，为节约粮票，改善生活伙食，混饱肚子”的心理。“至今，30年来，我还欠借他的300元钱没有还”。（第27页）法国的卢梭在《忏悔录》中，把自己在生活中违背道德良心的小事披露出来，得到了当时社会的大加赞誉。王宝成先生有这种勇气和力量。
他的随笔散文，长于借题发挥，据典引论。读他的文章，你会感到他胸藏万卷，信手拈来，皆成文章。他的文章多在引论中写意，灵感中抒情，感悟中论道，凡人琐事，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饭后茶余，养鱼遛狗，街谈巷议，家长里短……都在他的笔下，表现出心灵的运动，情感的叩问，他企图透过滚滚红尘，努力寻找活着的意义。
也可能是他读古典的东西太多，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他的语言文白相杂，文言中有白话，白话中有文言。这二者杂糅在一起，构成了他独特的语境和语气。
他的散文随笔裹挟着现实生活的风沙烟尘，孤独苦涩，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清流”的姿态——愤世嫉俗，忧国忧民，遗世独立。《黔之驴》显示出他对“身边一些哲学导师、心灵导师、国学大师……”追名逐利，欺世盗名，拉大旗做虎皮，狐假虎威者的不屑一顾。
他的随笔散文，灌注着一股乐观健康、通脱超拔之气，《乐是修身大境界》《抱翁老人》《事人与事鬼》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散文随笔，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具有一种杂文的底色。例如，《吾家阿黄》《这个世界有多少人需要你》《国学》等等，都应该属于这方面的文章。
由于他的直言不讳，本真写作，率性而为，放纵笔墨，追求一种“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那种“吹万的动势。顺物之势，齐物之情，出乎其内而入乎其外，涵泳从容”的境界。他的散文随笔貌似有“形散神也散”的倾向。他是追求生命在断识神韵上的气息相连，在绝学崇高上的洊释之大。大而化之，化在自由天地之间，化在疱丁解牛之间。这种发散、扩张、弥漫型的海阔天空；引论、铺排、延伸，汪洋姿肆、浪漫不羁、意气风发、思绪万千的特点，构成了他言志写意的文风。这种探索中国散文随笔的写意性，不仅表现在情感意绪上的“藕断丝连”，也表现在形式技巧上的“隔山掏火”。当然，这种探索“写意”的广阔性，是一种正在路上走的探索。目前，我还不敢对他的这种艺术追求，给予近距离的、理性上的准确判断。
二
王宝成先生的论说杂感多发历史论，古今鉴，人生谈；多发道与术，礼与理，知与行，家与国之情思。他在工作之余，写了大量的读书感悟，论文札记。这类文章，大多数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史实为材料，以农耕文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发展的形态为论证，发思古之幽情，评世态之炎凉，谈人生之修养，写时代之呼唤，言精神之蜕变。读完这三本书，我觉得作者对我思想观念上的开阔和提升有以下几点：
(一)坚持人本主义，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善良、仁爱。这方面的议论几乎占全书的一半还要多。例如，《伊尹与周公》《恃德者昌》《王道与霸道》《君子儒与小人儒》《选贤任能》《君子之风》《忠臣不和，和臣不忠》等等文章，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种从人的内在性出发，坚持“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彰显人的悲悯情怀，强调人的慧性、知性、灵性、悟性对社会文明风气形成的重要性，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作者在他的论著中，始终把正人、直臣、忠士、学人、贤良，智人放在论说中心的位置。这里的君子、正臣，是说坚持人性的善，施舍人性的爱，践行人性的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思想观念，都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富有人性、仁爱，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追求和平与正义的文化。我们的“尧、舜、禹”“英雄创世说”，应该是人类农耕文明初醒时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憧憬与呼唤。
王宝成先生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者、自信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自觉地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换的自省者、建设者。他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现代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人的工具的异化特征。异化理论认为，人一旦依靠工具，势必受到工具的异化。这一理论，今天仍适用，但在人类早期并不明显——人类告别动物性后，倒是很注重区别于动物的人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他们大脑中的人的自我意识非常浓厚，在使人成为人，人之所以为人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努力”。（《袭明集》第67页）
“同样让人担心的是，人类社会物质进步与道德沦丧几乎相因相成，与市场那个看不见的手主导市场一样，道德这个看不见的手主导社会，道德沦丧带来了社会文明的倒退。物质丰富唤醒了贪欲，占有成为社会的集体冲动。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弱肉强食的场面，金钱张开了血盆大口。”（同上，第71页）“社会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在探究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时，明显疏忽了这一点，导致人们在干预社会倒退时选择方法的错误——他们没有找到问题的本源。”（同上第67页）
这种探幽发微、独持己见、掷地有声的历史性思考，是发人深省的。
(二)从谶纬之学入手，纵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谶纬之学在草昧时代，源头出自巫觋，女为巫，男为觋，专以占卜为事。到了周代，成为王官之学。职在史官，国有事，则以龟占之，以蓍草筮之，所谓‘龟长蓍短’是也。汉时，董仲舒阴阳五行说兴起，卜筮与占星结合，产生了一门新学，即谶纬之学。司马迁《史记》里有《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对此有所记录。欧阳修总结道：‘自三代之后，数术之士兴，而为灾异之学者务极其说，至举天地万物动植，无大小，皆推其类而付之于五物，曰五行之属。以谓人秉五行之全气以生，故于物为灵。’”（《谶纬之言》第85页）在这里，作者把自己的理论视点投射在谶纬之学上，表现出他长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起根发苗”研究的修养和卓识。
谶纬之学，在天―地―人，日―数―象，精―气―神，三者相存相依、相辅相成、相克相生、互逆互动、往复无穷的动态结构变化中，思考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在这里，天―地―人，是人类通过宏观把握，认识世界的第一个坐标系统；日―数―象，是人类通过“介质”“材料”，认识世界的第二个坐标系统；精―气―神，是立足于人的生命主观感受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认识世界的第三个坐标系统。这三个坐标系统以上、中、下，构成天、地、人三大系统，这三大系统在“究天人之际”的参与下，构成占卜、预测的动态运动：客观、主观、精神遗传与当下在场的生命鲜活的实践体验，与未来理想的期盼三重叠加、匹配、融洽、榫卯相扣，数象相对，构成图腾意识的“源初同一性”，即“非思”“无意识”的价值走向。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
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巫觋占卜促成了“甲骨文”的诞生。甲骨文的诞生，是经验理性与神秘主义结合的产物。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谶纬之学是中国戏曲产生的源头。顺此推理，我们认为，谶纬之学也是中国道教产生的“血脉”。从谶纬之学入手，探索和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缘起、轨迹、形态、性质、特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入口。
(三)在“人”的社会行为规范中，思考“文”的礼仪式构成。“周朝时，有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并视为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叫作礼，它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以及一切活动。贵族在交往中、饮宴中、祭祀中，甚至战争中始终不忘礼制的约束。春秋三传中，《公羊传》与《穀梁传》侧重于阐明《春秋》大义，总结了很多有关礼的规矩。”（《袭明集》第67页）（夏曾佑）说：“有周一代之事，其关系中国者至深，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盖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也。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之有希腊（《中国古代史》）。这样一个政治、宗教、文化完备的朝代，享国八百余年，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历时最久的，可谓空前绝后。”（《三余堂笔记》第13页）
周礼，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把个人的自私欲望、快乐原则框定、限制在社会理性、规范之中，用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之通过人与人之间平等、公正的交往关系，磨砺人的理性意志，提升再造经验理性主义。
这种经验理性主义在周朝，促进了青铜器制造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祖先用大篆记录了这段从酒神精神向日神精神转变的史实。周礼如朝阳般喷薄而出，标志着一个从尧、舜、禹、“英雄创世说”真正过渡到“人文初祖”的开始。它开创了我们这个民族社会文明的新纪元。
(四)陈述井田制，论说土地与人的关系。有周一朝，能够维持八百年的历史存在，与“井田制”有极大的关系。耕者有其田，是农耕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周朝强盛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号令遍及全国”。（同上，第13页）
“周天子实行井田制，按照孟子等人的解释，分天下田为阡陌，庶民除了耕种私田，还要照料王田，周王为了表示重视民生，每年四季都要举行四种仪式，即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后来成为各代皇帝的定例。春天万物生长，天子还要藉田，表示自己亲种王田——只不过是做做样子。但这个样子非做不可”。(《史记》札记，第115页)天子藉田目的在于“敬天保民”。
“敬天保民”，是“天人合一”在“王”与“民”“神”与“人”“国”与“家”“耕”与“贡”之间的一种发展。它把华夏民族“究天人之际”的精神，从玄思幻想的天上拉回到万物丛生的大地，把终极性的占卜追问坐实到现实生活的土地耕民的生存之中。这个时期周人创造的井田制，带有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土地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税收与民生等问题，实质上是自然与人关系的问题。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严峻地摆在中华民族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面前。
（五）以“术”致“用”，衡判学说流派的进步性。社会文明进步是以先进文化的思想学说为基础的，衡量一定历史时期出现的各种思想和学派的社会进步性，有政党论、政权论、民族论、国家论、卫道论、价值论，王宝成先生在此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个“治术论”。他在《王道与霸道》中写到:“儒、法两派，其用则一，其‘术’则别。儒家主张尊君，同时主张爱民，要求君王行仁义之道，礼乐教化。法家也主张尊君，但在这方面走向了极端，用王霸之道，以刑名治天下”。（《史记》札记）（第23页）用“术”来评价儒、法、道对社会的功用，是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评价优劣的一个角度。他进而发展了这个角度：“治平世当用儒，宽而和；治乱世当用法，严以猛；乱世之后用黄老，久而安。”（《三余堂随笔》第25页）
他说：“韩非的思想，总括起来不过法、术、势而已，三者相互为用。法依势立，势因术行，这三者之中，术是手段，故居于中心。一部《韩非子》，重要的是谈术而不是谈法。韩非是一个君主本位主义者，同样也是以君主为本体的愚民政策倡导者。在他眼里，法是绝对的，不需要考虑对象的存在，而对象必须依赖法存在，故他要实现的是一个尊卑等级森严的社会。他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实用主义色彩的人，明言不要相信臣子。虽然也赞成商鞅赏罚并举的措施，但落脚点还是要在严刑重法。法的地位确立之后，自然少不了术的帮忙，以达到立势的效应”。（袭明集《韩非的术》第113页）作者这里谈的“术”是：为王之术《传位的故事》；做人之术《管鲍之交》，用人之术《用人的艺术》，选人之术《选相的标准》，防人之术《自保之术》《同窗反目》，尊人之术《张良跪履》，治人之术《兄弟阋于墙》。这就把中国的学术创造放在了“经世致用”的基础之上。
“道”，属于形而上的思考，“术”，属于形而下的思考。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他说不清楚宇宙万物遵循的“道”是什么时，忽而从形而上转向了形而下的方法论的层面，说：“道法自然”，即“道”效法“自然”。这样一来，“顺其自然”的“术”就和“道”混为一谈了。在这里，聪明的老子在“道”与“术”之间又加了一个“法”的概念。“法”介于“道”和“术”之间。“法”在“道”之下,在“术”之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法”和“术”往往结合起来谈，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思维的方式。“法”是需要“术”来完成的。商鞅的立木悬赏，唐僧的念咒(经)施“法”，都应该是这样的道理。
孔子与老子如出一辙，他说:“治人之道是大道”。他把治人之“术”归于“道”。
王宝成先生独持己见，有现实地针对性地在《商鞅变法》《胡服骑射》中说：“成大功者必然要改革，改革必重新分配利益，也必触及各方，尤其是既得利益方。他们出于一己之私，视改革为洪水猛兽，竭尽所能阻挠干扰，所以改革之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彼，而在于此。意志和毅力最能检验人，成大功者也必有非常的信心和决心，不为流俗所扰，不畏艰难险阻，力排众议，逆流而上，方能成就一番事业。”(《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第26页)
（六）坚持民族团结，提倡文化多样性。他在《“晋国”行·大同的底色》中，对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合成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思想大碰撞的时代，胡与汉，儒释道，东西南北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呈现出绚烂多姿的一面。道教、佛教冲击着儒家思想，同时也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虽处乱世，文化却呈现出勃勃生机。”“古代社会有这么一种特殊现象：大统一易导致保守僵化，而分裂恰能激发新思想出来。战国如此，南北朝如此，近代社会更如此。”（《袭明集》第93页）这个问题在建立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全球化”不是磨灭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而是有利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建立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民族团结、融合、大统一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互惠性、涵纳性、再造性。它对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七）在“用”和“体”中思考“理”的世纪。王宝成先生说：“自人类诞生，学问就分为人学、物学。人学，按古人的说法，即理学，心学也包括在内，老庄的道学也包括在内”。物学是理学“大道的流化，是从属的。中国人的研究兴趣在于‘用’可体现‘体’，故主张‘格物致知’，用物理来证明天理，从而领悟理的‘妙’。”（袭明集《“理”的世纪》第61页）器用是从“物学”走向“人学”的中介环节。“有体则有用，体为用之本，用为体之器”。（《袭明集》第256页）
青铜器上的大篆，文字是“体”，记录西周社会历史事件为“用”。它在实用器问天的精神探索中，追求神明体圆，心与物恒。
中国的文化是一种“经世致用”的文化。殷纣王在“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距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纣间，为长夜之饮 ”(《史记》札记)（第66页)的糜烂享用中灭亡；周公在吐哺享用中兴盛。勤俭持家为“用”，立足强国为“体”。
近代以来，献身于强国的仁人志士，在文化思潮上强调中体西用。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一直还在争论之中。
（八）在“天人感应”中，考察“人本主义”的增量。汉武帝时代是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继战国末邹衍‘五德终结论’，汉代董仲舒、刘向父子推出‘阴阳五行论’，辅之以‘通三统’‘建三正’，主张天人相应。董仲舒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以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日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已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之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刘向曰：‘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议书·楚元王传》）”。
其说用于政治，钱穆总结，有以下一套进程：“圣人用命―天降福瑞―推德定制―封禅告功―王朝德衰，天降灾异―禅国让贤―新圣人受命。汉儒大多对此深信不疑。”（《三余堂笔记》第55页）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最主要的哲学观点，他以“天道”论“人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他的历史性的贡献在于把“人的感应”推到了“天人合一”的中心位置。在那样一个封建迷信的乌云笼罩在中国思想上空的时代，在中国农耕文化神秘发展的黑夜里，在历史的长河中，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是人本主义、“究天人之际”的探索、延续和发展。这里的“天”，已经有指向“世道人心”“良心”“民心”“善念”的非自觉走向；这里的感应，唯君权地把“神权”拉在了世俗的感应层面。
汉代，董仲舒的这种人本主义的文化趋向，“重经尚气，经过四百年努力，培植了正气，出现了一大批正臣”。像司马迁，霍去病，张骞、苏武……“这一点唐、宋不及，明、清更次之”。（《袭明集》第315页）
这种文化，重农抑商，开启了地主模式，推行了“代田法、区田法”。作者在《粮食问题》等文章中，比较具体地谈了这个问题。
这种文化促使“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宽仁慎刑”，解放生产力，使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造纸术、地动仪、瓷器烧造，蒸馏法、水力磨、犁铧等相继面世。
我在读宝成先生的论著中，感觉到他有一种进化论的思想，《天下大势 后来者胜——“史记”中先秦诸侯称王的缘由》《秦、隋亡于一种历史惯性》等论文，都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思想。可贵的是，在这种思想流露之后的议论，是发人深省的。“秦朝命短，却留下了长久的长城；隋朝命短，却留下了长久的运河”。
这些思考，都给我以深深的启示，使我对他的读史明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作为一个党政干部，能有如此的积累，如此的思考，是令我敬佩的。
三
我和王宝成先生接触不多，只能通过他的文本阅读的感受来谈对他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拥书自雄、洞明世事的自信者，一个身在世俗、眺望远方的理想者，一个受王阳明“知行合一”影响较深的立命者。他总想把“读书”和“立命”、“览史”和“明心”、“学术”和“致用”、“行走”和“修身”、“过去”和“现在”、“古老”和“创新”结合起来，《“列国”纪行》《“晋国”行》等游记文章，应该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游芒砀山，历数与此山有关人的联系，有关事的联系；他下榻新郑，说“新郑受历史的影响，在城市规划方面很有些大城市的格局，道路规整宽阔，街衢干净清爽，让人十分舒服”；他到商丘，说：“商丘是一座有两副面孔的城市：老城区破烂不堪；新城区面目一新，旅游景点更是精心打扮，无处不妙曼多姿。”（《袭明集》第71页）
胸怀忧国忧民之志，看待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总是有一种赤子情怀。他的笔端携带生活的酸甜苦辣人间的悲欢离合，为人而咏，为民而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忧，为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换而乐。他的作品应该说是他心路历程的反映。“修、齐、治、平”是他心理情感的基本底色，“仁、义、礼、智、信”是他理性约束自己行为的规范。通过他的文字，我们能够看出他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孤寂中的坚持、困惑中的探索、迷茫中的寻觅、艰难中的追求。
“中国现代社会的矛盾，也主要体现在由农业到工业、商业转型的不适应。农业文化仍十分顽固，适应工业、商业社会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文化需要奠基、积累，至于成熟。我们当前是否已充分准备好尚是一个问题，对它可能产生的问题也就始料未及。
“或许很长时间，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发展经验不足，两千年都没有这个基础；二是缺乏工业社会的文化支持，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尤其重要。”（同上，289页）
在《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文章中，他表现出了对失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眷恋。
殷商及周初，我们的先民们为追求一个更适应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园，用“堪舆”的形式“卜宅”，即选择基址作邑筑室。那个时候选宅址多用龟卜。人们则根据龟兆所显示出的“自然”行事。于是龟卜变成了知幽明、“法自然”的一种方式。甲骨文中多有卜作邑之词辞。（《诗经·小雅·绵》）记述周族古公亶父来到岐下龟卜选址定宅的史实。
在近3500年的历史中，华夏民族一代又一代始终不渝地追求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家园。
归家之路在哪里？是宗教？是科学？是艺术吗？
图腾—巫术—宗教—神学：我看见，云游的红衣喇嘛向日而立，他双手合十，额头燃烧一缕纯净的祥和之光。
燧阳氏—取火—稼穑—科学：我看见，机器人向人类款款走来，他手里牵着克隆羊，眸子里闪烁过无性繁殖的小麦、玉米、高粱。
伏羲—仓颉—文字—美学，我看见，诗化生活的浪漫狂潮泛滥，化为“唯我主义”的恋歌，在梦幻的桃花源中漫游。
在这三条道路上，有人偏重于神学，有人偏重于科学，有人偏重于艺术美学，芸芸众生拥挤在现代生存主义的科学之途。
人类站在地球的中心，面对东方喷薄而出的朝阳，血肉之躯寻找水中之象的灵魂归于大地的三岔路口时，是如此般的困惑、迷茫、彷徨和无奈：人类在现代工业文明的享受和田园牧歌式的眷恋中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与破坏环境的平衡中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在人文主义的高扬和科学主义的垄断中发生的矛盾；在公平贸易的多边主义和单边地方保护主义之间发生的矛盾；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与现代主义的人生观之间发生的矛盾；在坚持“思”与“非思”、意识与潜意识、感性与理性、自然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现象与本质的认识上发生了分歧和争论……
建设幸福美满的精神家园，家是什么？归家的路在哪里？
王宝成先生认为，“我们在对人类进化以及进步的剖析中会清晰地发现，人类距离动物（自然）越来越远时，人的动物性就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袭明集》第67页）
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那个幸福的家园，它一定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科学理性的象征）与田园牧歌式的审美情趣（审美感性的象征）结合起来的生活方式。审美感性一定来自农耕文明的原始“胎气、血脉、骨髓、灵魂”。因此，继承农耕文明中的优秀文化传统，克服现代工业文明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局限性，是我们人类今天要解答的时代命题，这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历史向人类提出的严峻课题。正是站在这一角度，我肯定王宝成先生这三本书的价值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