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邵辉
中午吃完饭，我照例午休，突然电话声响起，我急忙接上，显示是外甥女的号码，忐忑不安地急忙接听，那头传来的却是娘的声音:“拴录(我的乳名)，你啥时回来呀？阳阳的女子乖着呢么？你好着呢么？老了一定要把自己管好，嫑吃烟，嫑喝酒，出门在外不要跟人争……”娘在电话中絮絮叨叨，总有叮咛不完的话。电话的这头，我感到脸上烧得不行，心里愧疚得发慌。
我娘今年八十四五的人了，衣食尚能自理，只是腿疼拄着拐杖，其他再无大的病窍。娘健在，是我和弟妹们的福分。前几天，二弟突然打来电话，说娘这几天精神恍惚，一个人在家里十分害怕，总是说地上站着一个人，向她讨吃讨喝。二弟在电话中说，是以前的病犯了，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一阵阵吃紧。
母亲与父亲一生生养了我们弟兄仨人和一个妹子，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兄弟，是老四。我刚考上高中那年秋季，村子东边的西干渠水很大很猛，快漫上渠堤。四弟那时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结果被渠水卷走了。一大家人沿着西干渠一路向北寻找，一直寻到西干渠与渭河的交汇口，也未找见四弟的影子。那段黑色的日子，一家人都处在一种难以抑制的悲怆之中。四弟为什么会被水卷走，当时有许多传言和猜测，人们总觉得四弟的背后有一双黑手，将他推入渠中，但这只是一种猜测，始终没有找到人证物证。四弟的失去，打击最大的是娘，失子之痛使她心上像扎上了一把刀子，这个精神创伤永远无法愈合。从此，娘有时精神恍惚，二十多年前，她还在宝鸡西关精神病院住过一段时间。
这次二弟在电话中说得很严重，我以为娘旧病复发。谁料只是有惊无险，虚惊一场。我听娘在电话中依然底气很足，她说她好着呢，只是爱做噩梦，常从梦中惊醒过来无法继续合眼。听到娘尚无大恙，我悬着的心才算落在胸腔里。我对妻子说，你管好孙子，多辛苦一点，我得回老宅看一看老娘；不回去看一看，我总是心里不踏实，晚上连觉都睡不着。
父亲弟兄四人，他为长，我娘就成了长媳。在这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里，她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累，也受尽了委屈，但她没有丝毫怨言，认为她付出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她不识一个字，但却明白事理，极尽孝道和妇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她从三四里外的南斜村嫁到北窖窝，她就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个家庭紧紧地拴在一起，栉风沐雨，一路走来，四个儿女先后谈婚论嫁成了家。生产队大集体时，靠劳动工分吃饭，我们姊妹数多，拖累大，她既要每天上三晌工，还要管一家大小六七口人的吃喝穿戴。在生产队里，她为了多多挣工分，劳动不惜力气，每年在女劳力中挣的工分最多。晚上，她还要点上油灯纺线做鞋脚，雨天上机子织土布。很多时候，我晚上睡了一觉醒来，见娘还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到了雨天，她晚上把我们弟妹几个湿了的布鞋脱下来用灶膛里的余温烘烤干。冬季晚上，她把我们脱下来的上衣下衣塞进被窝里，第二天早上穿在身上是暖和的。每隔三两天，晚上她和父亲一起在昏黄的油灯下，睁大眼睛寻我们衣缝里的虱子……
2000年春季，父亲离开了人世，母亲那时才六十出头。我们弟兄三人已分了家，各居一院，我和儿女们在外，母亲就住在我的老宅里照看门户。母亲辛劳一生，手脚总是闲不住，她说做点活，活动活动反倒觉得轻松。门前屋后她点瓜种豆，前些年她还养了一笼鸡，说是公鸡啼起叫鸣，提醒起床的时间。攒下鸡蛋舍不得吃，说是要换几个油盐钱。这几年，母亲虽无大恙，但毕竟年事已高，每隔一段时间，我都回来看望她，最少要住一个晚上。我回老家看望她，是她最高兴的时候。晚上，母子二人睡在炕上，有说不完的家常话。有时候，我都困了，她还絮絮叨叨说不完。冬季，母亲把炕烧得滚烫，她在炕的那头，还要摸摸这头儿子的脚和腿，看暖和不。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劳动妇女，但我觉得她又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这个不平凡，一下两下说不清楚，但这正是她身上的闪光点，是她的一种精神所在。这就是作为儿女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