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需要训练的并不是解题的能力，而是解题之时巨大的热情和不懈的耐心。就是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他要训练自己对于一个虚无之事的根本性的迷恋，让自己的目光不仅仅局限在人伦关系的庸常描述上，他还要将眼目投射于超验性的哲理的底盘，明知道无解，却永远孜孜以求，他在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成就自己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严肃的小说家，就是触犯了诸神的西西弗斯。当小说家如此定义自己的时候，他本身便已经给出了“人”的底色。就像那块不断滚落、让一切前功尽弃的石头之于西西弗斯，写作之事对于一个小说家，既是苦役，亦是命之所系，他在绝望之中盼望，找到一个差强人意的“人”的价值。
　　我们看到过太多的才华横溢者倒在了混世的油滑上。他们混世的目的，不过是降低与尘世的紧张度吧？而要命的是，文学之事，从来要求他自身与世界保持一份古老的敌意。这份古老的敌意，就是文本之外提供给文学的那种力量，它需要有痛感，需要有憔悴。这种痛感和憔悴，只来自更为浩荡的命运本身，尤为重要的是，想要捕捉到它，你还必须要格外清醒地懂得——你就在这里，这就是你的命运，无论它像惊鸿一般短暂，还是如夏花一般灿烂。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者都该是清醒的宿命论者。他时刻眼睁睁地、清醒地看着自己“被背叛”的生活，后背生寒，乃至自我厌弃，不浑噩，无麻醉，即便偶尔艳羡混世者的得意，也终究只能臣服在自己那被给定了的任务中。文章憎命达，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吗？诚然，它的确在某种意义上部分地命中了写作者命运的靶心。但如今说起来，会显得矫情，而且会被大量的失败者用作狡辩的托词。
　　多年前我写过一个创作谈——《写有教养的小说》，我愿意在这里将“教养”与“优雅”等同起来。在小说中，优雅显然不仅仅指涉某种约定俗成的做派，它更是一种和谐，从文化的陶冶中产生，也在文化的陶冶中发展，这个产生与发展的过程，的确事关教养。
　　我觉得有时候哪怕是自欺欺人，我们也要给自己的小说赋予一种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可被量化，你也很难说它究竟感动和教化了多少人，哪一部分人。具体创作的时候我没有这个认定，有时候不可想象读者，但是作家整体的情绪应该有的放矢，不能以虚无至虚无，一定要有一个内化的道德律。
　　我写小说知识分子倾向太重，虚无感太重，这是我天然的一个短板。如果《红楼梦》不是写那么多很具体的鸡零狗碎，没有那么多菜谱、药方、诗词歌赋，它的意义就不能成立。小说得有烟火气和红尘气，在有些问题上不能钻得太深。但有时候给自己虚构一个空间很有必要，虚构一个来路与归途很重要，怎么把我们的心灵安抚住，在有限的生命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要做到这些，“不聪明”挺重要的。
　　可能每个小说家的工作方式不一样吧，我特别注意小说题目。在我看来，小说的命题何其重要。我们甚至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小说的标题几乎占据了作品最终完成度一半的比重。如果说小说内容还可以充满了歧义，可以允许被读者无限地解读，那么，小说的命名，就应当是作家主体意识最为强烈的表明，这几乎就是不由分说的。当一个小说家无力为自己的作品命名时，只说明了他自身的浑噩——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何命名小说？我的体会是，力求让这个命名笼罩你这个作品所有的边界，从思想到艺术，都起到既廓清又叠加的效果。
　　我们都是靠寓言来阐释生活的，用比喻，用影射。我是一定要被一个意象唤醒，或把意象还原成一个词语做驱动，才会去做那件事。这种方法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就是所谓作家的主体意识太强，方向太清晰，导致缺少了混沌的东西。后面怎么克服，我也在想。中国式的语言就是中国式的经验，可是今天，我们熟练操弄的词语，离我们的经验真远。
　　写作跟个人成长环境、跟天赋气质都有关，我就是这么一个作家，天然失去了很多优势，反过来也才成就了我之为我的那个个性。
　　可能通过写作我发现了生命之中那些混沌与商兑未宁的情感，让我知道了理解他人的重要，以及理解他人会有多难，知道了理解自己原来并不比理解他人更简单方便，这无疑扩张了自我有限的生命。但相较于生命本身的浩瀚，我岂敢盘点自己“比别人多出来”了点儿什么，倒不如说，写作这件事在源源不断地令我感到匮乏，感到“比别人少出来”了点儿什么。
　　就我的理解，“生命本身的事”更加具有规律性吧，它几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小说本身的事”，也许多多少少被赋予了些微的自由意志。之所以不会将这两件事专门放在一起想，显然，是因为我可能常常将这两件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混淆起来。我得提醒自己：“小说本身的事”，是不能够替代“生命本身的事”的，生而为人，你是不能够仅仅依赖写小说去获得更为宽阔的生命感的，生命的练达与洞明，还有赖更为复杂的生活本身。
　　当思想性介入小说，这门艺术才有了其不可替代的荣誉。我其实很难讲清楚自己究竞想要在小说里“最想”表达什么，如果非要有一个答案，那么我想，我想表达的终究还是人永恒的困惑，生命永恒的困惑。

编辑：刘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