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暖炉是我们搬到租住房的第二年安装的。刚搬进来的那个冬天，我和女儿体验了一场深入骨髓的寒冷，我们真是被冻怕了。在第二个冬天还没有来临时，我就去日用杂货商店购买了炉子和炉筒，小店的老板帮我送上了楼，却不管安装。因为烟囱要穿过两个玻璃窗。我再次下楼，与玻璃店的老板说，要掏两个玻璃洞，老板张口要价二十块钱。没有还价，我应允了。但是，待他的小伙计上楼来，把玻璃洞割得不圆不扁还造成一块玻璃破裂后，居然开口宰人，说是一个洞二十块钱。我气得真想抽这个还挂着鼻涕的毛头小伙子一巴掌——关键不在价钱多少，而是信用问题。而且，这个不诚实的小伙计品性值得怀疑。
　　接下来就是安装炉子了。我肯定我继承的遗传基因里，我妈妈的成分要多一些。做过汽车修理工的妈妈，女红做得好，家里体力活和安装什么的活，她也做得非常好，而且妈妈很有韧性。当然妈妈命很苦，这一点我也继承了妈妈的衣钵。
　　我深呼吸一口气，就开始爬高摸低，在人字梯上上下折腾起来。费了牛劲一节一节接上炉筒——就是烟囱，钉牢了固定炉筒的钉子，拴上铁丝捆扎。忙乎了整整一个星期天，肯定不如我妈妈的手艺精巧，但是总算把炉子安装好了。我在日杂品小店的一位顾客处得到一家煤店的电话，打去说了要买的蜂窝煤数量，也得到了蜂窝煤的价格：每块煤两毛三，送上楼要两毛五。到时送煤人会和我联系。
　　放下电话，我一阵感叹，现在多好，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炉子生起来了，家里顿时温暖了许多。但从此，我和女儿的生活也多了一件必须随时操心的事——每天，无论谁先回家，最先照看的就是炉子，看它灭没灭，然后打开炉门、夹出煤渣，换块新煤。离家时彼此也会互相叮咛，加两块煤把炉门封好。去年冬天，再次生起炉子时，煤气不走烟囱出去，倒灌进屋子来，充满了煤气味。我们俩忙卸下烟囱，一节节检查，最后发现伸出窗外的最后那节烟囱，里面蓄了许多干草和羽毛。我曾看到麻雀飞进飞出，我听之任之，没想到它们已经把那里当家了。
　　最后一块煤熄灭之后，到今天我也没有把炉子及时拆卸下来。而女儿之所以不断强调“最后一块煤”，我知道，除了她怀念每天关照操心炉火的温馨生活，也对我们今后的新生活寄予了一份期望，以为以后的冬天，我们可能会告别生炉子的窘迫日子。
　　女儿怀旧，家里与她生活有关的许多旧东西，就在她的依恋中被保留下来，越积越多，多到有时很难安置。
　　20世纪80年代末抢购风时，我用女友乃霞送给我的很难得的一张电视机票，花高价买下一台电视机，算起来它与女儿的年龄相当。住进高层塔楼之后，这台电视机退休闲置在我妈妈家。在我们住进租住房时，我从我妈妈那里搬来桌椅锅碗瓢盆等，也一同把这台旧电视机搬了来。但它确实很老迈了，只能勉强收看到几个台。2006年夏天时，我的经济状况稍微可以喘口气后，便下决心奢侈一把，花六百多块钱买了一台新电视机。我要将旧电视处理掉，却遭到女儿的坚决反对。她说，她的美好童年看的许多动画片，比如《巴巴爸爸》《猫和老鼠》《樱桃小丸子》等等都是从那台电视机里收看到的。况且，旧电视机还陪我们度过了在租住房最艰难的日子，不能“忘恩负义”就轻易把它丢弃掉。于是，旧电视也被留了下来，摆放在新电视旁边。
　　女儿时常怀念小时候在作协院子住的日子：秋千、雪人、鸟鸣、雨打树叶的沙沙声；被路遥“咬”胳膊的保留节目；拿几个大枣换毛毛阿姨的布猴玩；比她大的美美姐姐教会了她骑自行车；比她小的和和妹妹满足了她做姐姐的虚荣。当她看到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和和现在的照片，总在长大的和和那俊俏可爱的脸蛋上，寻找小时候熟悉的印记，然后生出几分忧伤，担心长久的天各一方会抹去许多美好记忆。女儿还和小学、中学的同桌女同学保持着频繁的往来和牢固的友情，以至我和这些同桌同学的家长也成了好朋友，过节时会聚在一起，或者吃饭或者出游。
　　女儿的怀旧心态既让我欣慰，也令我担忧。如果凡事拿不起放不下，从过去的生活里走不出来，会使一个女孩子遭受许多烦恼和痛苦。而且，我更担心在今后的某一天，女儿突然带一个男孩儿到我面前，然后对我说，他是我中学时同学，我们要好了多年。因为担心，我经常察言观色，旁敲侧击，明里暗里想问出来个子丑寅卯来，但是女儿表现得很自然很坦诚，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寻。
　　当妈妈的角色有时候挺讨人嫌的，我知道，但我又不由自主。我还知道，无论今后女儿经历什么，走出多远，她心里都会装着妈妈，时过境迁，她照样会时常回到一座老房子里，在旧沙发上拥抱着那时已经白发苍苍边看电视边打瞌睡的老妈。
　　写到这里，女儿看到了最后一句，她说，我的妈妈永远不会是这种状态，即使满脸皱纹也是年轻美丽的。
　　哪个女儿眼里有丑妈妈呢？

编辑：小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