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我和母亲、弟弟,妹妹在村里生活,村里还有六七家类似的情况,村里人称我们这个群体为家属。听起来这样的家庭比一般农民家庭要好,因为家里有吃公家饭的人,可以寄钱回来,但实际情况是,在很多方面还不如普通农民家庭。
父亲在部队期间,村里也就我们一两家家属,奶奶和我们一起生活,大队给的义务粮、义务柴基本可以保证我们的正常生活,确实有困难时,母亲去公社说明情况,公社也会给予帮助。奶奶病逝,公社给的十五元钱,帮了我们大忙。到了七十年代,家属发展到了六七家,三十多口人,没有主要劳力,还要张嘴吃饭,就成了村里的拖累。当时农村广种薄收,还要缴公购粮,而且任务很重,缴过公购粮后,农民自身的吃饭就成了问题。天年不好时,许多人家要饿肚子,时不时有人家断顿,外出讨饭。
当年农村大的分配政策是,粮食的六成是按人口分,四成按工分分,人口部分不包括红薯南瓜洋芋蔬菜类,不包括救济粮救济款,不包括少数作物,也不包括中秋节的羊肉等。大妹妹是农历九月出生,为了能赶上最后的口粮分配,九岁的我,早上去五里路邻村平整土地大会战指挥部,找到我们村领导,拿上证明打听好路线,再去十里外的公社给妹妹上户口,一天没有吃饭就为了等公社管户口的人。等办妥手续,天已经黑了,回家的路,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我也不懂得害怕,半路上母亲来接我,她平时脾气不好,但这次没有怪我。后来细想,要不是妹妹的口粮是天大的事,母亲也不能打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走一条十几里从未走过的路,办一件大人才能办的事情。
我们这些没有主要劳动力的家属,按村里个别人的话说是他们白白养活着。说实话我们得到的口粮就是个分配的指标。村里的总账是,全村一年多少工分产得多少可分配的粮食,算出一个工分值多少粮食,按国家购粮价格换算出一个工分相当于多少钱。每家每户的口粮有工分拿工分抵账,工分抵不完的按每斤粮食的价格算成钱,兑给工分多的人家,这钱叫“粮钱”。兑粮钱很复杂,都是秋后总账算出来的社员大会上面对面进行,必须现场出粮钱的和得粮钱的达成协议,队里记录在案后,兑现问题上不细管。有现钱的,以往出粮钱表现好一点的,马上被人抢去达成协议,有些家庭困难,几年的粮钱没有清,没有人愿意结对子,那个窘境能把有些人家管事的逼死,让那些个别得粮钱的人骂个倒运,只能坐在墙角,低头无语,汗烟抽个不停,恨不得把烟锅咬的吃了,最后在众人的撮合下多家得粮钱的家户在其他处顶碰下的余头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有时间遇上村里有威望还负责任的领导,事前做些铺垫,谁家今年结婚儿媳妇急用钱,尽量让这些家户先成交,那些年年出不出粮钱的让户家弟兄叔侄给搂底。这些出粮钱的农民真难,那时间除了挣工分没有其他出路,这个问题靠自身根本就解决不了,如果不要口粮又没有市场能买到粮食,真能逼死人啊!我们家情况还可以,父母早早准备好,好多次都是得粮钱的家户提前和母亲说好,我去参加会议把条子拿回来就行。按工分分配的那四成粮食,我们一颗没有,因为母亲早上没有办法去劳动,一天正常能挣四分半,一年下来把人差点累死,换算成钱只能得一少部分口粮。所以出粮钱的家户粮食永远不够吃,为了不饿肚子,这些家庭的大人娃娃,把家里自留地守护的像命根子,在队里不组织夜战时间,一晚上都在捣鼓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
就因为粮食分配问题,有些社员耿耿于怀,认为他们白白养活我们,就想方设法刁难。集体刁难的就是那“几不给”,他们说这不是粮食。这样的问题,有时有办法解决,比如中秋节分不到羊肉,但羊头羊肚子羊肝子村里没办法分配,就不管大小,统一给个价,照顾给我们这些家属。弟弟不知道有多少次不去上学,抓住羊角不放,杀羊的社员一般都是年龄大点的人,好说歹说让这些不懂事的家属孩子放开手,最后把血淋淋的羊头递给,笑呵呵的补上一句“咋把你老子的这嘚脑拿去”,这些人也尽量想办法给没有来的家属留一份羊下水。也有时间杀羊太少,什么也抢不到,人家吃肉,我们连汤也喝不上,你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在农村这真的让一家老小抬不起头。
个别人刁难那就花样百出,让你想不到的路数太多了。首先是从母亲的那四分半工分开始做文章,母亲和其他妇女一样,村里定任务,一个月必须完成二十四个工,剩下的几天磨面、赶集干家务时间根本不够用,所以每天都得起早贪黑挤时间,往往天亮了母亲还没有睡觉,纺线织布或给我们缝衣服做鞋,要不赶天亮就给自留地担的送两趟土粪或打点红薯叶子回来喂猪,之后才进入一天的正常劳作,担水做饭喂鸡打扫卫生,周末早上还要给在外上学的我做干粮。每天大致九点去生产队劳动,整整一天,中午别人休息母亲要回来给弟弟或妹妹喂奶喂饭,赶紧返回工地,有剩余时间还得砍几把柴,就在这种累死累活的情况下,有个小头目还要整人,你到工地早,人家迟迟不开始劳动,有时间看见你快到到跟前了人家一声开始,你差几步就说你迟到了,人家想扣几分就扣几分,因为这母亲没有少吵过,吵也没有用,有时间就把一天的分全扣了,其他人即使看不惯,也敢怒不敢言。有一次,有个小人物又刁难母亲,连他的老婆都认为做的太绝了,出面干涉,,但人家还是坚持扣掉母亲一天的工分,母亲只能不停的劳动不停的骂人。说实话,虽然父亲不在家,但我们的家族很大,大爹又是很厉害的人,但大爹是十分劳力,十分劳力是不能和妇女一起劳动的,这些人无所顾忌。我相信家里有壮劳力在场,他们有十个胆也不敢这样。
第二种欺负人的办法就在具体分配上了。按正常分配的顺序我们这些家属都在最后,可分粮的人不是固定的,有些人很会整人,你去得早,他正常进行,你等到最后,一等就是一两个小时,更糟糕的是轮到我们了,没有东西分了;我们要是去的迟了,人家说今天倒着分,头几家就是我们这些家属,全给你倒地上,大多数时间是我去分粮食,不知道急哭过多少次。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母亲摘一下午豆角南瓜没有我们的一点,母亲帮人家分完东西担着空空的笼子回家,母亲从来不说,可心在滴血。有一年萝卜大丰收,母亲拔了一下午萝卜,分的时间没有我们的,这母亲可能早就习惯了。萝卜大丰收,不好的都没人要了,一个愣头青把一个萝卜用镢头砍成两半,一半扔了,一半甩给母亲。这样作践人是不是太过分了,母亲连哭带骂,扑上去撕打,被众人拉开。激起了民愤,在一片指责声中母亲挽回了自己的尊严。大家把还把最好的萝卜塞满了母亲的口袋。他把我们理解成类似现在的吃空饷了,但那有本质的不同。吃空饷是不劳而获,我们是不劳出钱而获。一样吗?但现在我们也不和这些村里人计较,不记仇,他们现在有什么要帮忙的事情我们从不慢待。因为那个饿肚子时代,光靠出钱你是买不到粮食的,村里人终究没有扣掉我们的口粮,没把我们逼上死路。
父亲当兵五年,逢年过节,或平时吃点好饭时,盘子正上方多放一双碗筷。这是奶奶的规矩,意思是让我们吃好饭时间,一定要记得西藏当兵的父亲。奶奶一生苦命,三十出头守寡,拉扯大父辈三人,积劳成疾,五十四岁时的遗照像七八十岁的人。加上奶奶担心父亲当兵回不来,病情越来越严重。父亲去部队三年回来看过奶奶,返回部队不久奶奶就去世,父亲第二年才知道,没有给奶奶养老送终是父亲一辈子的遗憾。父亲这次回来看奶奶,正逢文革开始,路上走了三个多月,走到铜川两派武斗交通瘫痪,就步走回老家,回来脚肿的不能下地,走时间绕山西,不知道外了多少路才回到西藏部队。后来在陕西地质队工作,一年最多回来一次,假期27天,路上除外家里待不了几天
家属的孩子,要早早承担起与他年龄不相当的家务, 要不然母亲一个人就无力支撑这个家庭。我们兄妹四人,我最大。村里哪个山上有什么草,哪个沟里长什么柴至今我清清楚楚。有一次,和村里几个人开玩笑打赌,我没有说错一处。上小学时间,我可以说是半工半读,没有柴,必须请假砍柴,总不能让全家人生吃。猪没有草,也必须请假打猪草,猪一顿不吃,叫的烦死人一年到头,猪肉吃不上一口,但三年给公家两个猪的任务必须完成。由于没有多余的粮食蔬菜喂猪,每次交任务猪上不了二百斤,这样也就拿不到买个猪头的票。为了这个猪头票,我不留余力的打猪草,为了这个猪头票我和母亲不知道压了多少次猪脊背,约莫能验个几等。一二三等的价格差别很大,所以交了猪后,村里人见了,首先问的就是验的几等。食品公司一个验猪的,一次一个公社验收几百头猪,权力大的,让多少农村孩子立志大了当个验猪官。
家属的情况也不相同,那些父亲在县城工作的家庭要好很多。各方面条件强的多,周末能回家干活,买盐打碱家里人不用专门进城,孩子教育远比我们好,基本都转城里学校上学。其中一大部分把全家转为城镇户口离开了农村,甚至给子女早早安排工作。母亲常说我们这样的家庭,城里的误了,乡里的也误了,要不是触及心灵,一字不识的母亲能总结的这么到位。但我们也有些好处,一是父亲工资高,总体比大多数农民家庭好,能买些其他物资;二是父亲在外工作,也算是见了世面的人,总能听到不同的人文故事,鼓励我们读书走出农村,鼓励我一二年级就给母亲读信给父亲写信,要求我们大的给小的辅导作业,暑假办补课班,亲戚家孩子,家族的孩子许多受益匪浅。
父亲在部队时间,一封信最快来回得三个月,刚专业时一封信最快来回得二十天。现在父亲早已习惯了手机,经常感慨这是个好时代,如果当年能这么方便,给奶奶多报几次平安,奶奶可能也走不了那么早;如果当年这么方便,我考上学不会到学校父亲才知道。
现在母亲老了,总爱在儿女面前回忆当年在生产队的家属故事,有些故事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从来没有人会打断她。母亲说到心酸处还会痛痛快快哭上一鼻子,最后都是要在我们几个孩子考上学的高兴中愉快收场。我发现,母亲每给我们重复一遍她的故事,心情能好不少。远去的岁月,在她的心里不断复活,老娘呀!你就讲吧,这是您对家属这个词最真切的感受,最权威的阐释。
文/望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