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城楼。北京的城墙上衰草丛生，一派萧索景象。

英国公使馆的马车。站在画面左侧的是英国女王派驻中国的全权领事甘伯乐，坐在马车上的是公使馆一等秘书宝克乐。

北京翻译学院入口。在这所学院就读的学生都是英国青年，他们毕业后将获得英国驻华领事馆的职位。画面右侧的建筑就是翻译学院，它坐落在英国公使馆中。

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露西·伯德。

大清门——紫禁城的入口。这张照片是伯德女士站在城墙上拍摄的，当时外国人是不允许涉足皇宫大内的。

英国公使馆入口。庚子之乱前，英国公使馆坐落在东交民巷北边玉河西岸的梁公府。梁公府本是康熙帝七子允祜的宅邸，根据清代爵位降等的世袭制度，到其孙奕梁这辈已经降为镇国公。梁公府有好几进院子，英国公使馆基本上沿用了梁公府的建筑。

古观象台的浑天仪。

1894年，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露西·伯德到中国旅行。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杰出的旅行家之一，自1854年第一次旅行到1901年最后一次旅行，她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伊莎贝拉·伯德女士从牛庄登陆，经奉天（今沈阳）、天津，9月份辗转来到北京。此时，甲午战争已经爆发。有鉴于当时的时局，英国公使并不希望她在此时造访北京，不过由于伯德女士声名在外，所以公使馆最终还是给她发了通行证。伊莎贝拉·伯德乘坐一艘民船在直沽河和北运河上航行了5天，终于抵达北京。在北京的两个星期中，伯德带着一名中国随从，在城里到处转悠。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敌意，伯德用她随身携带的三脚架照相机拍摄了许多照片。

10月5日，情况急转直下。时任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发来警报，要求海关所有已婚职员前往南方的办事处，所有欧洲女性和儿童立即离开北京。因为，9月15日中日甲午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平壤之战爆发，清军大败。与此同时，北洋海军在海战中也损失惨重。所有驻北京的外国官员都害怕战败的消息会激起北京百姓对所有外国人的仇视，因此开始大面积撤离北京。伊莎贝拉·伯德也只好中断此次旅行，离开北京。在离京前，伯德女士给英国《泰晤士报》发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几位消息灵通的老居民看来，北京从未像现在这样安全。”

的确，那时北京城毫无大兵压境的感觉，仍然沉浸在一片安宁之中。

这一年，正逢慈禧太后六十寿辰。中国人历来重视逢十的庆祝，慈禧太后自己也想好好过个生日。自从1860年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此后三十多年间，虽然边衅不断，但京城再也没有兵临城下的凶险时刻。与英、法一战后，恭亲王奕訢等朝廷重臣，看到西方的兵器远超于我，决定发起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

经过三十多年的“自强”，大清国不但有了自己的兵工厂、轮船厂、铁路和矿业，而且拥有了一支近代海军。朝廷上下充斥着从容、轻慢的态度。

1887年，曾纪泽在《亚洲季刊》上刊登了一篇《中国先睡后醒论》，认为当时的中国虽然面对内忧外患，但不过是睡着罢了。洋务运动期间清朝在不断向西方学习，已经醒过来了。他还安抚西方各国不必担忧中国的强大。曾纪泽是著名的外交家，曾在光绪六年（1878年）临危受命出使俄国，为中国挽回了许多疆土权益。通过此等外交界第一流人物的看法，足见官僚与知识阶层对时局的高估。

民间舆论也不例外。甲午战争前，《申报》发表文章《论中国之兵可胜日本》写道：“日本环地偏小，人数无多，断断不能与中国相敌。故以勇怯论，中国既可以胜日本，而以多少论日本亦断非中国之敌。”作者对北洋海军颇有自信，认为“我中国南北洋兵舰不少于日人，枪械不逊于日人。”朝野上下，主战情绪持续高涨。

然而，只有李鸿章等少数人知道，此时的中国是外强中干。1886年，朝廷打着恢复昆明湖水操旧制的幌子，大举重修颐和园。工程直到1894年才大体完工。1889年2月，光绪皇帝大婚。为了让太后归政，这场婚礼也极尽奢华。朝廷庞大的支出，很大部分来自海军军费。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不断传来的战败消息，让全国为之震动，慈禧太后终究没能在颐和园举行“万寿庆典”。甲午一战，打碎了大清所谓“同光中兴”的幻象，古老的帝国跌入了谷底。

正是这个甲午年，伊莎贝拉·伯德路过北京，用镜头记录下远离战场的北京景象。虽然她在北京仅仅停留了两周，但仍然能感受到“一种衰败的气息笼罩着这座城市”。

陈莹/文

本版图片选自《伊莎贝拉·伯德：中国影像之旅1894-1896》，由中国摄影出版社提供。

编辑：职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