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妻子如约与在异国求学的儿子视频通话后，思儿之情却像窗外庭院里繁茂的绿草无法止遏。她搬出记录儿子幼时生活点点滴滴的一摞碟片播放，声音开得很大。我撂下手头翻了一半的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陪她观看。往事如昨，历历在目： 
　　妻子教儿子认数字，唱儿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童声稚嫩，咬音含混。好笑的是，在冬天，在儿子的开裆裤后面，妻子富有创意地加挂了一个棉搭子，儿子不安分地跑动，一颠一抖。 
　　儿子噘着嘴，生气地大声质疑：“我是长沙人，又不是普通人，为什么非要讲普通话？” 
　　在小学，儿子趴在课桌上午睡，翩跹进来一女孩，盘桓片刻，轻轻地在他胖嘟嘟的脸上亲了一口，走开了。 
　　我偷看儿子的日记，上面稚拙地画着丘比特爱神之箭，箭尾和心形图框里分别写着某女孩和儿子的名字；镜头切换，妻子与儿子从超市购物出来，她故作懵懂地说：“我读小学的时候，经常有男生偷偷递条子写信，好讨厌！”儿子张大嘴巴：“真的？妈妈！你们那时候也是这样的？” 
　　碟片取名为“成长的足迹”，是我今天早已在天上的爷爷，当年听儿子脆生生地叫他“太爷爷”后兴高采烈题写的，字体娟秀隽永。碟片共五张，渐次把儿子众星捧月、摇曳多姿的童年纤毫毕现、活色生香地呈现出来。其中，既有儿子的童年，也有我们的过去，成为家庭的共同记忆。 
　　碟片看完，妻子心满意足地忙乎家务去了，我突然想起与儿子色彩斑斓的童年相比，我的童年，一无声音二无图像，显得荒芜驳杂。 
　　妈妈是知青，结婚早，二十岁生的我，她说，那时乡下穷，没有计时工具，只记得我的出生是在深夜十二点钟左右。如此左右，我的生日从此就注定只能在两个日子间摇荡。记得有一次妈妈拉着我向一位过路的算命先生卜问前程，算命先生摇摇头后说：“时辰都不对，没法推算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呢。下一位吧！”妈妈尴尬地绞着手，然后拿出她十四岁就勇于下农村的惯有豪情安慰我：“命运靠自己掌握！”我后来跟她开玩笑：“妈妈呀，您懂事早，不过也太不记事了！” 
　　那时缺食，几乎餐餐都是寡淡的白菜白米饭，难以下咽。年轻的妈妈急中生智，端过饭碗，几下扒拉，堆成一个小垛，上覆青菜，想象丰富地煽动我的味蕾：“这就是电影《三进山城》里日本鬼子的碉堡，吃下去，咬碎它，你会像八路军叔叔一样勇敢！”我受了英雄形象的感召，精神战胜物质，在豪迈的大嚼特嚼中渐渐长大。我简陋的童年也由此抹上了一道亮丽的金边。后来是少食，个子长得快，粮食却定了量，又少油水，每到饭点总是饥肠辘辘地跟着瘦高的妈妈，从食堂取了固定的钵子饭回家，然后就着千篇一律的辣椒萝卜风卷残云。白菜和辣椒萝卜，一红一白两种极鲜明的颜色，是如此的刻骨铭心，成为我童年的梦魇，以致时至今日我在餐桌上碰到这两道菜仍心有余悸，难提兴致，无论旁人如何津津乐道。 
　　我的童年没有现在的玩具。印象中仅有过两把枪，一把木制的，一把泥塑的，粗陋不堪，全然不比儿子的堆积如山，琳琅满目。最多算作象形玩具，却敝帚自珍，几乎把它们玩出了“包浆”。带妹妹是我天赋的本职工作。两个近乎放养的孤独的童年厮守在一起，性别不同爱好迥异，既没有玩具，更缺乏玩的语言。做哥哥的我便以遛妹为乐，常常恶作剧。终于某次彻底惹恼了妹妹，寒冬时节，她舀了一大杯凉水，悄悄潜至我身后，积压的怒火像瀑布尽数倾泻进我的脖子里。我惊骇地打了一个激灵，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上一代人的童年都在努力铺垫着下一代人的童年，而下一代人的童年则是对上一代人童年的丰富和修正。

编辑：庞阿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