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多河湾或丘陵山地，往往像鸟窝样散落着许多村庄。我总以为，那些热闹的村庄，最初是由一个匠人，两个匠人，然后是更多的匠人组合起来的。瓦匠做瓦，木匠制作门窗大梁，铁匠打造犁耙刀斧，石匠、篾匠、漆匠……匠人们以他们灵巧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建造着一个又一个村庄。那些附着匠人们的血汗与灵性的手工制品，占据着村庄的角角落落，构成一个村庄的生存与脉象。
　　然而，今天的村庄却正在将它们的建构者一一抹去，匠人在村庄的消失仿如夕阳斜照，余晖中开败的花。
　　这些天，我在乡村行走，看见移民搬迁后留下的一间间残破的土坯瓦房，仿佛站在那些正在老去的手艺人中间，面对他们烧制的每一片瓦，每一扇门窗，屋檐下丢弃的锄头、撮箕簸箕等，注定着它们再也不会派上用场。我知道，时代已经注定，我只能成为一个痛感的在场者，而无法挽回这正在消逝的现实。
　　在童年的记忆里，所有的匠人中，我最佩服的还是俺村的白瓦匠。
　　从我家居住的村子向东走，翻过一个岭，过一条河，再到一个小山包上就看到对面一座大山，山根下有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叫白家湾。白瓦匠就是那村人，他是我们这一带方圆几十里最有名气的瓦匠。
　　记得那一年的夏天，我家准备修新房，请白瓦匠来做瓦。做瓦是一项技术性很高的活儿，必须请到专门的瓦匠来操作，工序很复杂。瓦用一种黏土烧制而成，做瓦的过程，民间称之为烧瓦。过程不仅复杂，而且也是一种高强度劳动，从选土、刨土、踩泥、做坯、烧制，都有一定的技术含量。首先是选泥，泥的好坏决定着瓦的质量，泥要选用黏性很强的黄泥，再是把采挖运来的生土，碾碎铺展在场院里，用铁丝网筛一遍，把细小的石粒剔出去。碾碎的土堆积在一起。等到泥土差不多了，把土堆顶部边沿围起来，然后把水浇灌到土堆顶部。浇水时不能太急，也不能浇灌的水量太大，免得水流溢出边沿，冲毁了土堆，或是水流从底部流走，起不到长时间浸泡。等到三五日或更长时间，泥土就算发得熟透了，这时就需要几次三番地、细致地踩踏，使土与水完全混合。踩踏的程序也是极其讲究的，往往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一家人不论男女老幼、少长妇孺，全都脱了鞋子，把裤管挽到膝盖以上，进入到泥土里，使劲地、千万次地踩踏；有的家庭里有牛的，也牵了牛绳，引着牛儿们践踏泥土。踩踏一遍以后，还要用方口铁铲把泥土来一个翻身，再进行下一个回合的踩踏。这个踩踏泥土的过程中，先不论大人们的感受，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实在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几乎不受什么约束，自由地放开一双精脚片，忘我地下脚踩踏，软和的泥条在我们的小脚掌下分开向两边，那些少许的、没被分开的泥丝，就凉凉地、酥酥地，从趾缝间冒出来，随着脚掌继续下压，那泥丝还会继续拉长，长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会随了脚趾倒下来，反贴到脚趾上，又一阵凉盈盈的感觉，甚至还酥麻酥麻的……我们常在这样的劳动里，相互用屁股撞对方，要么抓起稀泥相互摸脸，一阵贱踏下来，全是花脸蛋，逗得大人哈哈大笑。
　　制作瓦的泥巴践踏好后，湿韧的泥团表皮光亮、细软，如发酵后掺了红蔗糖被厨师揉好的大面团。
　　白瓦匠指挥帮忙的人，把泥团垒成长条形：大约一人高、一米长、一尺宽的泥墙，再用塑料纸覆盖了，等待次日做瓦用。暂时不用的泥土，也要团垒集中，盖了塑料纸保持湿度，等待后用。
　　第二天，白瓦匠开始作瓦。将泥墙用大弓把四周多余的泥巴切去，再用小弓在泥墙表面刮出一层泥皮，捧着贴在做瓦的模具上，夯紧摁实,四周抹平，用竹签削去上部多余部分，提上模具放在平地上，取出模具，使之成为中空的圆柱状，每个这样的圆柱体，可平均分成4片呈弧形的瓦坯，尺寸大概在20伊25cm左右，待瓦坯晾干后，用手轻轻一拍，四张瓦坯就成了,等到一窑瓦做完，运进依山而建的瓦窑中烧制，然后就变成了成品。
　　装窑烧瓦的这天，白瓦匠早早地安排一部分人装窑，一部分人上山运柴，木柴都是提前两个月就砍下晒干，烧一窑瓦大约需要木柴万斤左右。运瓦的、拖柴的人来人往。如同蚂蚁搬家，走走停停，忙忙碌碌，成为乡村一道奇特的景观。
　　白瓦匠指导下烧出的是清一色青灰瓦，从未出过红瓦或烧变形的瓦。烧变形是火过大，红瓦是火候不够，这或许是土质和窑内温度的原因，所以，烧瓦的火候很关键。那时，那些烧瓦人，自家率先盖起了几间朴素大方的新瓦房，会着实让乡亲们羡慕一阵。
　　时代飞速向前，乡村一些先富起来的村民，纷纷盖起了高大宽敞的楼房。那些笨拙粗重的青瓦被钢筋混泥土和琉璃瓦所取代。加之交通闭塞，乡下那些瓦窑渐渐自行停歇。
　　如今，那些废弃的瓦窑已杂草齐腰，四周残砖遍地，连同那一排排未能烧制的半成品，来不及投胎便遭抛弃。旷野那一座座灰洞洞的瓦窑，如今早已残窑破洞，了无生气，透着旷古的荒凉与苍颓。它们寂寂地匍伏在乡村田野间，似眺望，更像守望……山风拂过，窑洞回荡着呜呜的低吟，似乎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坚强与不屈……

编辑：高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