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藏！是一个词汇，更是一份执念。从2003年到现在，十余年间，十次进藏，四次抵达藏西阿里采风，杜文娟的长篇小说《红雪莲》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六十年援藏历史，堪称一部“藏地密码”。
杜文娟的写作充满了行走和体验意识，行走藏区，脸上拂过粗砺的风，让她笔下的文字有温度，也有力度。她笔下小说人物身上显现出悲情色彩，“祛魅”的人物身上，有着她对文学价值的追求：写一部尊重人的艺术作品。“当下和现实中的你、我、他，远比小说人物丰富和复杂。”
近年来，她在非虚构写作方面成绩斐然，创作了几部非虚构作品。她的坦诚让人印象深刻：“也有自觉自愿写的，也有命题作文。后者主要是稿费诱惑，我非仙女，不能总在树梢与云彩间飞翔，偶尔也要食人间烟火。”
人到中年，对于一个女作家而言似乎是充满仪式感的重要时刻。这一刻她打算要轻装上阵，坐看云起。“身心沉静，与阅读恋爱，发乎自然，书写有尊严的文字”。
文化艺术报：无论是否承认，长篇小说《红雪莲》应当被归纳进主旋律小说的范畴之内，主旋律小说也是当今文艺创作界与评论界比较关注的话题。而我的关注点，就像有评论者指出的那样，“这部小说是对一群普通援藏人命运的刻画。作家不是在描写自带光环的英雄人物，甚至是在消解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为英雄人物‘祛魅’。”主旋律与祛魅似乎是一对相互对抗的词汇，这样的叙述方式是否也是您写作《红雪莲》的一种叙述策略？
杜文娟： 《红雪莲》写的是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多年来，四代内地人在西藏的工作生活情感，与藏民族藏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小说背景设置在内地和西藏，是一部汉藏友谊史，六十年援藏史。不到40万字的篇幅，塑造了主次二三十个援藏者，当然是一部主旋律作品。
事实上，主旋律与祛魅，从来都不是一对反义词，尤其在刻画人物形象上。勇敢、高贵、遗精、饥饿、惶恐、仇杀等等，完全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老人与海》的硬汉渔夫，终于在第85天打到一条大鱼，千辛万苦地把鱼拖回岸边，只剩下一个鱼骨架，这是符合自然逻辑的。试想，如果把肥美的鱼肉分给海啸后的灾民，或者卖给鱼贩子，换回的钱币捐给亚非拉希望工程，整部作品就变得轻如鸿毛，也可以说是道德绑架。小说是一门系统艺术，不管是故事结构，还是人物命运，都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和艺术规律。矛盾的历史背景，恶劣的自然环境，人的心理肯定是纠结和挣扎的，人性肯定会发生变化，人物命运自然在漩涡中颠簸激荡。世界文学画廊中的经典人物都不是扁平的高大上和非黑即白。当下和现实中的你、我、他，远比小说人物丰富和复杂。自我认为，《红雪莲》是一部尊重人的艺术作品，也是一部力求厚博的长篇小说。
文化艺术报：小说《红雪莲》中，似乎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是“被动”的，柳渡江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踏上了西藏，他的养子柳巴松是为了给父亲赎罪来到西藏，南宫羽是情感与理想破灭后借支教之名到西藏散心。这让我想起，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有一个定义：“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小说人物身上的悲情色彩，是否也有着同样的考虑？
杜文娟：非常赞同“小说人物身上的悲情色彩”。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人物，会自带悲情雨露。对您“被动”之说，我持不同看法。柳渡江最初饱含热情，千里迢迢前往雪域高原，尽管有别无选择和盲目之嫌，则是主动的；柳巴松援藏有赎罪的成分，更有“回家”之情；南宫羽的进藏，也不全是被动。人物命运会随着时代变迁，环境变化，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在“被动”与“主动”之间摇摆，既符合自然人也符合社会人的规律，更体现了艺术作品的深刻性和多面性。
文化艺术报：我发现您在对自己作品梳理的总结中，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占有很大一部分比重，非虚构写作与长篇小说的创作关联性似乎并不是很大，为何热衷于这种体裁的创作？就您自身来讲，非虚构写作与小说创作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杜文娟：的确，近年来创作了几部非虚构作品，也有自觉自愿写的，也有命题作文。后者主要是稿费诱惑，我非仙女，不能总在树梢与云彩间飞翔，偶尔也要食人间烟火。最初，非常焦虑，随着采访、采风的深入，逐渐发现各个领域都有精髓和不凡，不仅能开阔视野，也能积累小说素材。《红雪莲》中耄耋老人中央医生，做第三国际通讯员的经历，就是我2012年底在毛乌素沙漠茫茫雪原中，倾听和查阅到的故事。他加入八路军的那个桥段，则是我2013年在西藏自治区驻咸阳老干所，一位老西藏讲给我的，他说大别山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一段。雨夜行军遭袭、石块磨谷粒、战士穿绣花鞋，他都见过。
您提的这个问题，不是作家出了问题，而是中国文坛症结之一，经济与文学杠杆失衡，过于强调文学的某些功能，与文学精神的神圣性越来越远。读完《冷血》《邻人之妻》这样的世界一流非虚构作品，疑虑顿减。马尔克斯不但有长篇小说《百年孤独》，也有《我不是来演讲的》。罗曼·罗兰有《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有《名人传》。茨威格更不用说了，《人类群星闪耀时》一直是纪实写作者追捧的宝典。
文化艺术报：在《牧草样的生命——红雪莲后记》这篇文章里，您提到，人到中年，自然要思考过去展望未来，希望对前半生有个总结，对十余年行走西藏做个交代，用一部长篇小说完成这个夙愿。如今夙愿达成，那么中年这个时间段，会对您的写作方向有哪些影响呢？
杜文娟：是的，《红雪莲》是我对前半生的交代。2019年10月我游历日本，离开名古屋的时候，是个清晨，我独自一人在海边奔跑的时候，大声呐喊，喊着、喊着就泪雨滂沱，一边哭一边大叫：太苦了，太累了，从今天开始要爱自己。然后，摘了几缕晨光中的低眉花草，携着太平洋的洁净暖风，带回西安，放进书柜。这是一种仪式，其实是告诫自己，人到中年，一定要轻装上阵，尊重内心的感受，放下不值得纠结的人和事，删除可有可无的感情维系，清空热闹和浮躁，让身心沉静，与阅读恋爱，发乎自然，书写有尊严的文字。
文化艺术报：您在获奖感言中说，从2003年到现在十余年间，十次进藏，四次抵达藏西阿里采风，完成了这部六十年援藏历史、汉藏友谊史的写作。这部作品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庆祝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献礼作品。扎根生活，深入群众，继承与弘扬柳青精神对您的写作有哪些指导意义？
杜文娟：所有艺术作品，都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无论是影视剧还是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只有从阅读和他人身上借鉴和汲取养分，才会常写常新。毫不含蓄地说，这部作品是我几十年生活积累和艺术积淀的大爆炸。一位农业方面的老年女博士对我说，《红雪莲》是一部青藏高原大百科全书。在还没有出版汉文单行本的情况下，获得《红豆》杂志双年度奖和本届柳青文学奖，便是极大肯定。有评论家指出，我的写作充满了行走和体验意识，我不否认。脚步决定视野，体现作品的广度，思考决定深度。从这一点来说，离柳青精神还很远，需要进一步学习。
文化艺术报：目前正在创作新作品吗？能否大致介绍一下？
杜文娟：刚刚完成了长篇纪实文学《岩兰花开》，这是一部关注汶川大地震重度伤残人员的作品，也是了却心愿。肯定不是畅销书，只为安顿那个特殊群体，为烟云般的历史留下真实的文字。当年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我只身前往震区，当了一名志愿者，白天为灾民送粮送药，在帐篷学校给孩子上课，晚上写稿子，通过部队海事电话发往外界。走遍了所有重灾区，历时29天，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的120救护车将我从电脑前拉走，回陕后做了甲状腺手术。震后第一个春节和地震一周年之时，先后两次重返震区采风。2018年5月至6月，第四次入川，走访了五六十位丧子父母、地震孤儿、重组家庭、长大了的伤残孩子、震后宝宝等。这部作品将在2020年春天出版发行，从动念起意到面向读者，历时12年，万千感慨，感谢自己的坚韧，感谢文学的力量。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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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