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拉尔小姐》后记：作家责任重

很惭愧：年过70岁才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想当作家的愿望那可早啊！步入初中时就有了这“野心”。“野心”把年轻的心装得满满的，有时连做梦都在想着如何实现！

记得好像是苏联伟大作家高尔基有过告诫：青年人不要一开始就写长篇小说，而应当从写短篇开始。尽管我那时对高尔基十分崇拜，但对他这句忠告却听不进去，偏不信小青年就不能写长篇小说，为此还在文坛上找成功的例子，比如找到了巴金。于是，“叛逆”的我在初三就开始写长篇小说，写了三四年居然写完了30多万字，书名叫《山里人万岁》（还叫过《新农村》），内容是有关农业合作化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我那正当基层干部的父亲沈万禄。恰在我想把书稿送到出版社时，杰出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出版了，我赶紧从图书馆借来读，读后竟羞愧满面———我那作品怎么就那么直白、浅薄、幼稚、可笑？我没脸把书稿送到出版社去，只好把它压在纸箱里。谁知，“文革”中，即1967年1月8日晚上，6个男女“造反派”到西安市东大街老报社我住的半地下室平房里搜查，把我的书稿等物搜走，大概一个月后他们把其他物件都退给我了，但这部书稿却没了下落。对此，我也不怎么难过，因为这书稿没有出版的价值，留着又有何用？

应该说吃一堑就应长一智，但我吃了一堑并没有长一智。我那时固执地要继续写长篇。“而立”之后，我又倾其全力，写了一部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书名叫《长工之歌》，依然是农村题材，这部书稿应该说构思奇巧，语言活泼，生活气息浓厚，但就是“灵魂出窍”，在极左被彻底清算的新形势下，已完全没有出版价值，于是打入“冷宫”30年不问。

不相信高尔基的话，在文坛前的台阶上跌跌撞撞，碰得鼻青脸肿，这才回过头来，在写“本报讯”及散文、杂文、评论的同时，写写中短篇，果然发表了一些。

在创作上没有什么成绩，这并不能据此推断我懈怠过。没有，真的没有！记得1979年秋天我出差顺路到杭州西湖游览时，看了苏堤后感触颇多，当即写了一首破诗：“曾立东坡志，未习苏公才，常此送终日，西湖没脸来！”这也算自我批评、自我励志吧！应该说作用还是有的。

送到读者您手中的这部长篇小说，为何起了这么个怪名字———《莫拉尔小姐》？前几年得知我在写这部小说后，有人就问：“你写的是外国题材啊？”“你写的是少数民族的事吗？”当然都不是。记得上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副刊版上发了一篇文章叫《重提莫拉尔小姐》，说我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后提出了“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之后不久，认为救国光靠这俩“先生”还不够，还应有“道德小姐”，于是，不久就又提出了“莫拉尔小姐”，即“道德小姐”，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构思这部主要想写“文德”的长篇小说时，蓦地想起了《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于是我就用这做了书名。牵强乎？明白作者的初衷就行。

可以说读者就是作家的“上帝”，而这“上帝”可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个，而是亿万个，且这些“上帝”也在“与时俱进”，他们的口味变化很快、很大，有不少“上帝”宁肯读手机、电脑上某些错字别字连篇、文理不通的、所谓的有“快感”小说，也不愿意去看名著，气得全国作协老主席王蒙大发脾气。怎么办？迎合？作家的责任呢？作家责任重啊！不予理睬？书有销路吗？这就是主旋律与可读性给广大作家的困惑。我也很困惑，有时为此夜不能寐。但良心告诉自己：得坚守阵地！得顾廉耻！得用干净的笔来写作！“坚守阵地到明天！”我借作品中省作协老主席赵金山手中的笔抒发了我的胸臆。我在书中着意描写的那些个算得上是“大写的人”的人，是我的“文学主张”的着意流露。我当然没有轻视“可读性”，且拼命下功夫，自认为是有收获的，读者你看呢？

作家简介：沈庆云，陕西日报原政治理论部、政治法律部主任、高级记者。

《莫拉尔小姐》约40万字，作者花十多年心血写成，作品以北方某地作家群和文化人为着笔对象，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他们的笔墨生涯、家庭生活和爱情愿景，歌颂了呕心沥血、笔耕不辍的三代作家，真实、形象地反映了他们在文学园地里劳作中的酸、甜、苦、辣、咸。同时，无情地鞭笞了当今文坛上乃至文化圈内的浮躁、吹捧、抄袭、瞎编、色情等不良风气和恶习。作品着力拓展，生活面广，信息量大，文化气息浓厚，人物性格描写、掌控精准，语言精练，诙谐幽默，颇有力度和亮度。

编辑：左辰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