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会应人之邀，写一些谈论艺术的文字。我如何懂得艺术呢？也只是胡乱地说说而已，属于无心插柳那种，居然渐成气候，也有人大赞说好的，如陈传席，如刘二刚等先生。但因此即可以自负了吗？坦白地说，有时会飘飘然的，谁不喜欢人说好话呢？据说某君，当然手握权力者，能够或予人以利，或决定人的升迁，自然拍马溜须的不少。他是很警觉的，最讨厌人来这一套。某天，有下属对他说，某长，你是最恨溜须拍马的，是最讲原则的人。他听后点头认可。可是，他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入港了。可见，要完全杜绝这类的阿谀还真的难。

是故，我之飘飘然也就难免了。好在，一段时间后，渐渐的，会因此而惭愧。这些年来，自己写了多少此类文章？足有近百万字吧，原本还不感觉到，可是一旦整理时，倒大大地吓了一跳。

好不好呢？总是耗过了心血的，也不敢妄自菲薄。可是，老实而言，有时单篇的读时，还是可以的，但如果把它们集中起来，一读之下，问题可就来了。或者浅薄，或者类同；而且有概念化的东西。尤其，某些词语，或者是偏爱，总是不自觉的，会经常性的流于笔端。曾几何时，一些让人讨厌的词语，重复性地，会涌现出来，浮漾在纸面上。有若干的词儿，我是从别人那儿偷来的，当然是从古人、名人的文章中抄来的。也不能说，就是抄袭，不少已深刻在脑里，信手之间就带出来。当然是很可怕的情况，但更可怕的却是还不能自知，并有所警省。我不说他人，以我为例，更多的时候，当写时，却还有些沾沾自喜呢。

于是，尴尬就难免出现了，比如某个词儿，像韵致吧，我就常常运用到文章里；但如果有较真的读者问我说，什么是韵致？要我具体加以解说，或形容，可就作难了，不能说得明白的，只得鼠窜了。这还是一个词儿而已，倘若认真时，可以从中找出更多的类似的词来质疑的，就不知要汗流浃背多少回了，——这就是我不求甚解，偏要装雅的悲哀。

有话何以不好好说呢？读画，赏乐，看戏，人都有所乐。没有所乐，你不会花钱去受苦的，何苦来哉。当然，也必然会有所感，有所批评，对好与坏，心中会有一种衡量，说出来就是了。所谓的评论，就是如此简单。可是，有的人偏不如此，他们有一套理论，或者规则，说白了，就是越把简单的复杂化了，就好像显得越高明。话偏不好好的说，文也不好好的写，总得搬弄些别人不懂的术语，大家看不懂，弄不明白了，他就成功了。他的目标，就是要让大家不明白。

我的艺评，似乎还不会如此极端的难懂，这可不是什么优点，活该被理论家们所鄙，目之曰：“野狐禅”，是要自惭形秽的，——管它呢。

近日，有很深触动的是读了张爱玲女士的三篇艺评：《谈音乐》《谈跳舞》《谈画》。这几篇文字，或者前已读过，但没有此际读来触动更大。这不是理论家的批评，张爱玲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通的读者上，所说的就是自己的感觉，没有顾忌，也不故作高深，如此态度，其实很好，说出了个人的印象。

她的这几篇文章，没有搬弄什么抽象的术语，也没有我们常见的，那些见于前人，可是连我们都不大懂的词语，所说的就是普通的话。可是，意象却很新。她是对艺术很有感觉的人，敏感是艺术家的必备功课。所以，她对所读的艺术，画，跳舞，或者音乐的体会都能直达心犀，掂量着它们的妙。

所写下的，或者只是些印象，有点支离破碎，可是很明晰，生动，是巧妙地运用联想，小说家的才能于此展现得很出色，自我的体验，包括人生的经验，即使有限的经验，在她的点石成金的笔端之下，也纷纷扬扬，有着璀璨似的，闪亮的夺目。她所提供给我们的，如果别人是概念时，她却是活泼泼的情景，是对生活的活色生香的还原，一幅幅的图画在浮现，你觉得它很亲切，一点不隔膜。

寻常的语言，可是在瑰丽的想象的带动之下，它也神奇起来，闪闪烁烁的光彩。她的文章都有些轻薄意趣，轻轻的调侃，这几篇文章也如此。如果是批评家，他哪儿愿意这样？他要做判官，下判词。这就更说明张爱玲是以读者的姿态写这些文章的。

有一段文字，是她笔下的“弹词”，瞧她是如何的抓住不放的轻薄：

“弹词我只听见过一次，一个瘦长脸的年青人唱《描金凤》，每隔两句，句尾就加上极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头摇一摇，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似的。”

很准确，而且逼真的笔法，近乎白描，不用说更多的话了，一切的感情都在那儿。

有时，也有些批评的话，如“看到画，想做诗，我并不反对——好的艺术原该唤起观众各个人的创造性，给人的不应当是纯粹被动的欣赏——于是我憎恶那篇《蒙纳·丽萨》的说明，因为是有限制的说明。”

或者这正是她对艺评文章的一个原则，不愿写成了有所限制的说明，而是唤起每个人的创造性；也就是说，要参与对艺术的创造。记得谁说过，艺术的完成，在艺术家手里只是一半，另一半的完成则有赖于每一个观众或读者的参与，就是这个意思。于是，一篇好的艺评，其实也是参与了作品的创造与完成工作的。

读张爱玲的艺术散文，启迪还有很多，姑且就此打住吧。

编辑：金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