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生活潮头，深耕时代沃土

——云岗中篇小说《精准扶贫》的创作原点透视

2017年第8期的《山东文学》“小说揽秀”栏目，在其头条位置，用近乎26000字的篇幅，向广大读者隆重推介了陕西小说家云岗的中篇小说《精准扶贫》。

这部与当下时代主流气场紧密呼应的中篇小说，以其时尚十足的视角、疏密有致的架构、简洁质朴的乡土叙事和平实安静的精神内核，为广大读者生动及时地展现了一幅独具曲径通幽艺术效果的时代局部精神生态图。

在这部欲图为当下时代的局部精神生态精准把脉的中篇小说里，局长刘辉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小说人物身上，不仅具有贯穿整篇小说的线索性气质，不仅具有横跨两个时代局部生态的纵深效果，而且也极具现实与理想的缠绕、工作与生活的互悖、时代气场与个人坚守的纠结等三个精神微层面的穿透性，极具生命本真意识的吁请性与时代逆流意识的批判性。

在这部名为《精准扶贫》的中篇小说中，与同是国家干部的北寺村党支部书记任大奎、驻村扶贫干部田友佳、团市委副书记董发新、文化局干部张毅辉、西二塬村党支部书记刘支书等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相比，局长刘辉身上所闪现出的，更多是人性的毫末或人性的常态。

在参加工作的初期，和工作了三十年之后的现在，刘辉先后见证和亲历过两次国家的专项扶贫攻坚活动，但刘辉却不是小说家云岗精心塑造的一位国家扶贫工作者的生活常态的典型，而是一位正常的人面对某些时代生活的局部时被引发的诸多不安与焦虑的再现性与文学性的承载介质。

无论是小说中的刘辉刚步入工作岗位参加第一次党的扶贫攻坚活动时虽对其中一个扶贫对象的女儿萌生好感、却拒绝用“以身相许”的可笑建议以达成扶贫工作任务目标，还是在他工作了三十年之后自掏腰包、自托关系为扶贫对象买苹果苗、找工作；这些小说情节的糅烩杂取，都是在文学性地叙写一个正常的人对外部局部世界的某种正常的应激。

局长刘辉的形象，在有些读者心里，似乎也毫无典型性、再造型或突破性可言，而在我个人看来，这却恰恰是这部小中篇的高明之处之一，因为它本身就意味着小说家云岗的某种智性或精神的独立。

我个人非常确定这部小说中局长刘辉参加工作初期的帮扶对象孟狗子的女儿孟烂女与三十年之后的扶贫对象孟兰花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把孟烂女和孟兰花当做一个人去理解的话，会大大削弱这部小中篇的心理学价值、社会学价值和哲学性价值。

从小说的心理学价值上来说，小说中孟烂女与孟兰花各自独立的存在，是各自对各自所处的时代心理基础的文学性透视。孟烂女所处的时代，人们的心理价值判断标准还没有完全失衡，甘愿继续贫穷，也不愿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学角色，孟烂女对刘辉的追求，其实与金钱和地位等无关，而与品味、理想与尊严有关；而到了孟兰花的时代，最底层的民众心理预期其实已产生了质变，婚姻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有些人欲图改变人生轨迹或社会学地位的手段，孟兰花与其说是命途多舛，还不如说是自作自受，而孟兰花最后的出走，与其说是在追悔基础上的常态价值观的苏醒，还不如说是一种在走投无路基础上的被两个懒惰儿子逼迫的无奈。

从小说的社会学价值上来说，孟烂女与孟兰花各自独立的存在，既体现了国家或体制对底层民众生活持续关注的一惯性，也体现了时代与社会价值追求的变迁所带给底层民众的冲击与伤害。就拿孟兰花的两个儿子来说，虽都是大学毕业，却都是大专文凭，在我们国家本科生、硕士生等大量扩招的教育体制下，大专其实就是新时代的文盲，与三十年的大专生根本也就没有什么可比性，而孟兰花的两个儿子，仗着自己的所谓的大学生身份，对工作挑三拣四，盲目膨胀，甚至自甘堕落，其实才是这个家庭坠入贫困之境的本质原因。

从小说的哲学性价值上来说，孟烂女的生活或者说婚姻追求尚还带有人文理想与自由尊严的色彩，而孟兰花的人生追求和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显然就有了愚昧落后和取巧投机的哲思色彩了。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若将小说中的孟烂女和孟兰花读作是同一个人，那么孟烂女变成了孟兰花，性格与追求差异如此之大，恐怕也是这部小中篇的一个致命的败笔了吧。

巴尔扎克曾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个秘史，在我个人理解，似乎应该是包含两个层面的指向：民族生存史与人性内核流变史。与现代小说过分强调意识或者说艺术性、技巧性和哲思生成空间，以突出魔幻、玄幻、谵妄、穿越、超现实等文本品质相比，我个人似乎更喜欢泛透着古典特色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与单纯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来说，我个人似乎又更喜欢那种《红楼梦》式、《西游记》式，包括《阿Ｑ正传》式的视域与世相、现实与梦幻、意识与潜意识无缝交织的那种双向层面上都有所皴染与生发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既不至于使阅读者坠入单纯的物欲或思欲的死胡同而万念俱灰，也不至于使读者陷入单层矛盾的荒郊野外而茫然无措。

陕西小说家云岗的这部中篇小说《精准扶贫》，是对这个民族发展史或奋起史某个局部的文学性概括或欲图洞穿。从现实与理想的缠绕、工作与生活的互悖、时代气场与个人坚守的纠结等这三个精神的微层面上来讲，局长刘辉只是一个两个时代扶贫工作的见证者，而这个见证者，他所见证的这两个时代，人们的心理学价值观、社会学价值观与哲学性价值观，都因为种种原因发生了巨变却同时被当下的人们所浑然不觉。

在这部小说中，作为国家或政府层面上的在西二塬村与北寺村两次所推行的扶贫工作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言说的，值得言说的是这些扶贫行动的标向和造成贫困本身的原因内核所带给读者的冲击、警惕和思考。

如果说三十年前的西二塬村以孟烂女为代表的那些底层民众的贫困是因为信息闭塞、缺少项目与资金扶持，包括物质资源本身就很匮乏等外在介质所造成的话；那么，三十年后，北寺村以孟兰花为代表的新的贫困的一带，则是因为许多人对自身价值判断的盲目、精神理想与骨气尊严的缺失等内在介质所造成的。

如果说是三十年的西二塬村许多人的贫困是由于历史遗留和政策滞后等体制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话，那么三十年后北寺村许多人的贫困就是由于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许多人或者说有些人的先天性生理缺陷、后天性懒惰与自私自利不知荣耻等人伦与人性本身的一些负向因子的放纵或加剧而造成的。

作为陕西文学研究所的重点研究作家之一，云岗的小说，比如《罕井》《饲养室》《惴栗》等等，一直很有浓郁的时代烟火味，很接地气，也很富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与思想探索性，都是站在时代潮头，深耕时代沃土的结晶，与陕西早期的小说家柳青、杜鹏程等老一辈作家的创作倾向与创作追求遥相呼应，是陕西乃至更大范围内与时俱进的主流创作的稳健派小说家之一。

云岗的这部发表于《山东文学》的中篇小说《精准扶贫》，与其他假借精准扶贫题材之名而只是对官场或现行体制所严重存在的新地方主义、新官僚主义或新利己主义进行文学性的批判或抨击而有所不同，他的这部《精准扶贫》，不仅是我的阅读视域之内陕西唯一的一部以精准扶贫为创作题材的中篇小说，而且笔触已经较为深入延展到了当代生活的某些人性的内核或骨髓，既是陕西作家走进火热生活记录时代风云并以小说的形式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发展进步的有效尝试，也是陕西作家响应时代召唤弘扬主流价值并让文艺重新回到民众生活中间创作理念的一种新时代的思想性积极跟进与艺术性的主动创新。

与时代过于贴近的题材，的确很少有作家去触及，因为这无论是对作家本人还是对所创作的作品的命运本身，都预示着一种系统性的艺术风险。虽然这篇名曰《精准扶贫》的小说在某些局部或者说在某些细节的处理方面、在某些整体性思考与整体性呈现的艺术性处理与艺术性精进方面、在小说价值的延展与小说言说的当代性当下性探索等诸多方面，还有一些不大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作为烘托或彰显当代生活的某个精神气质区域的探索与尝试之作，陕西小说家云岗，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胆略，还是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和努力，值得赢得应有的尊敬，值得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重视、探究、肯定与去伪存精式的品鉴。

编辑：阿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