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以来，中华书局官方微信的后台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有关点校本《宋书》修订本进度的询问。昨天，读者的不断追问终于得到了回应，点校本《宋书》修订本（全八册）在上海书展首发。六位学者花费的十年苦功，也终于迎来了荣耀时刻。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是点校本“二十四史”问世以来的首次“大修”，自2006年着手规划以来，已有《史记》《辽史》《新五代史》《旧五代史》《魏书》《南齐书》陆续面世。就像是一个美好约定，每一部修订本完成都会在人气高涨的上海书展首先与读者见面，这个惯例已持续了六年。

修订本新增校勘记1910余条

仔细算来，《宋书》修订本的面世，距离王仲荦先生《宋书》点校本问世已有44年。

《宋书》一百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南朝梁沈约撰，记述了自东晋后期刘裕兴起、刘宋立国至灭亡前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由王仲荦先生点校，傅璇琮先生编辑整理，1974年10月出版。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说，此次点校本《宋书》的修订，是在原点校本的基础上，遵循适度、适当修订和完善的原则，统一体例，弥补不足。修订以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为底本，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明递修本（简称三朝本）、明南监本、北监本、毛氏汲古阁本（简称汲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简称殿本）、金陵书局本（简称局本）为通校本，还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存三十七卷）为参校本，重新校勘。“修订过程中，充分运用本校、他校，审慎使用理校。”他说，在此过程中，还全面检核了点校本以“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原则对原书所作的改动，并根据修订本的校勘要求，作相应调整。

“点校本原有校勘记2685条，修订本校勘记增加到4023条，其中删去旧校580余条，新增校勘记1910余条，达到原校勘记的七成。”徐俊说，修订过程中，凡是原点校本已经厘定及改正、校勘记准确无误者，都予以保留。原校勘记或可补充材料及论证者，酌情增补；原校勘记有失误或欠妥者，予以删除或改写。原点校本失校者，新撰校勘记。而对点校本标点和分段明显欠妥者，加以更正。

面对《宋书》修订本，已有学者先睹为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晓斌说，修订本所代表的是当今时代《宋书》整理的最高水准，也为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最可信、最标准的本子。

填补前辈大家留下的遗憾

“对于修订组而言，最困难的是对王仲荦先生旧校的处理。他是有名的大家，做出来的东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宋书》修订主持人、盐城师范学院教授丁福林说，但王仲荦先生如果错了，我们不改，就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修订组遇到的棘手情况各种各样，“缺”的字是补还是不补，“错”的字是删还是不删，都要耗费大量时间找证据。丁福林讲了一个细节，王仲荦先生点校本卷三《武帝纪下》中，“镇西将军李歆进号征西将军”一句，校勘记如此写道，“《南史》、《通鉴》作‘征西大将军’，此疑脱‘大’字。”丁福林说，据此可以看出，王先生有怀疑，但因为当时条件所限，并没有找出佐证。

丁福林已经不记得为了寻找这个“大”，花费了多长时间，他只记得发现确切证据的那一刻，他长舒了一口气，那种畅快感至今都记忆犹新。丁福林是在《宋书》卷九八《氐胡传》中找到了内证，“高祖践阼，以歆为使持节、都督高昌敦煌晋昌酒泉西海玉门堪泉七郡诸军事、护羌校尉、征西大将军、酒泉公。”丁福林坚信，这说明《南史》和《通鉴》记载的正确，修订时就补了“大”字，并直接以“镇西将军李歆进号征西大将军”出校。

一位学者多年“校勘梦”成真

“希望中华书局这次没有看走眼。”在总结长达十年的漫漫修订路时，64岁的丁福林发自内心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丁福林与《宋书》的缘分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有了端倪。丁福林三十多年前从南京师范学院硕士毕业后，因为要照顾家庭回到了镇江一所院校，当时他的研究方向是南北朝文学，他发现关于作家考证各种说法都有，为了得出准确结论，需要考释、查证，于是经常翻到《宋书》，他也开始了相关的研究。丁福林第一篇有关《宋书》校勘的论文《点校本〈宋书〉〈南史〉献疑》早在三十年前就发表在了《徐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一期。

多年前丁福林就埋下了校勘《宋书》的心愿。他回忆说，多年前曾经有一次投稿给一所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结果稿子不但未被采用，反而受了一通奚落。编辑回信说，稿子的内容很好，但应该都是古人已经说过的，并含蓄地说这种不入流高校的教师是写不出这种高质量的文章的。“我知道这位编辑只是臆想出来我窃取了古人的研究成果，但对文章的质量却是肯定的。”他说，这一事件也促成了他想要完成《宋书》等南朝史书校勘的想法。丁福林的梦想后来果然成真。

光是照片就拍了两万余张

从2008年至2018年，十年修订下来，六位学者付出了艰辛努力，盐城师范学院副教授杨胜朋说，“我因此获益良多，得窥学术门径。”

2010年，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丛玲玲在中华书局住了一个星期，她特意背着从学校借的相机来的。她说，学校图书馆馆藏少，她需要把三朝本、南监本、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百衲本七个本子内页都一一拍下来，“由于分别是宋元明清和近代的本子，印刷字体都较大，共两万多页。”丛玲玲记得，光是打印这些照片就花了三个月，她白天忙于上课，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打印。两万页一一打印出来，再装订完，要跟着点校本一页页地比对着校，凡有不同之处和疑惑之处，全部一一标注。为此，学校专门腾出一间办公室来作为《宋书》修订专用，丛玲玲记得，大长桌子上，所有校勘资料都摆放在此，那上面多年来一直都满满当当。

长达十年的校勘生涯对年轻人更是难得的历练。丛玲玲记得，一次到北京开校勘研讨会，丁福林教授再三叮嘱她每条校勘内容必须再三核实，不仅与各本，还需与《南史》《通鉴》《建康实录》等一一对证，有一条中的人名她忙乱中误以为已核实，结果在会上被老先生们当场提出质疑，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还当场查阅相关资料进行证明。丁福林教授当年的话丛玲玲至今犹在耳边，“这下你知道校勘半点含糊不得了吧？”

杨胜朋说：“没有参加《宋书》修订，我做古籍校勘肯定错误百出，经过多年的历练，现在有了很大的底气。”而他的人生轨迹更改甚至得益于此，他说自己起点低，专科毕业后考上硕士，正是因为参加《宋书》修订，接触到大量学者，他又决定报考古代文学博士，“这个过程中，丰富了古籍方面的知识，少走了很多弯路，我的博士论文无论是开题、结题都很顺利。”

编辑：张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