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就我所了解的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成因及其具体发展的过程，撰成《几部鲁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缘起及其历程》，作了介绍，小文刊于中华读书报2019年4月24日。兹就其余几部作以补充，以飨读者。
新旧两版《俟堂专文杂集》
1956年鲁迅博物馆建馆以后，一些熟悉鲁迅的老先生向博物馆提出，鲁迅的《俟堂专文杂集》1924年已编就，但生前未能出版，希望博物馆能尽快安排它出版。承担此项出版任务的是文物出版社，责任编辑是一位精通金石古籍的赵希敏先生。此书的《后记》是鲁迅的学生——常惠先生所写。全书分为五集，是鲁迅在所收集的古砖拓本中选编的，计有汉魏六朝砖拓本170件，隋二件，唐一件。每集前均有鲁迅编写的详细目录，书名为鲁迅题写。在第一集目录后，有鲁迅写《题记》一则，记叙了他从八道湾搬出来时，周作人及其妻的百般阻挠的情景。鲁迅在1924年6月11日日记记有：“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然终取书器而出。”落款并取“宴之敖”为笔名（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一文中所叙：“先生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在鲁迅一生中也是一件难忘的往事。所以做此《题记》并“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因此，书的出版意义就更不一般了。
当年文物出版社对此书的编辑极为认真，在编辑过程中，发现所编古砖拓本中原缺四五张，即有目无图，为了保持原样，未做添补。我以为这是对作者的尊重。此书于1960年3月出版，仅印了500部，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
直至66年后的2016年，由鲁迅博物馆编，西泠印社出版的《鲁迅藏拓本全集·砖文卷》出版。《俟堂专文杂集》才得以再次面市。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此《砖文卷》虽收了《俟堂专文杂集》，但该书的原貌已不见，只可以做为一份《俟堂专文杂集》的资料向人们展示。此部书鲁迅原已编妥，并将砖拓贴分为五集，每集前面都编排了目录，并亲自题写了书名和《题记》。为一部完整的书。而今在《砖文卷》中，却将鲁迅编在每集前面的目录共十页手稿剔出，另编为附录（二），与原拓本分开。《砖文集》中所列《俟堂专文集》拓本图录已与鲁迅原《俟堂专文杂集》拓本图录不同，因为已补齐原缺，改正了鲁迅的误植，（即《出版说明》中所说“讹误”）。本人以为如此处理不妥，应保持原作。补和改应另立，并应在《砖文集》的“目录”上加注说明，这才是对原作的尊重。
鲁迅《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手稿
1975年7月5日香港《文汇报》，7月10日香港《大公报》和7月13日内地的《参考消息》（当时是内部发行的）均登有日本《读卖新闻》6月28日刊登的一条消息报导：“日本发现《阿Q正传》日译本鲁迅亲笔注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早在1931年2月日文《阿Q正传》的译者山上正义将他的译稿寄给鲁迅校阅，四天后鲁迅用日文复函并写了八十五条注释供译者参考。对此鲁迅在1931年2月27日和3月3日的日记上记有：“二十七日晴……得山上正义信并《阿Q正传》日本文译稿一本”；“三日雨，午后校山上正义所译《阿Q正传》讫，即以还之，并附一笺”。山上正义曾从事日本左翼文学活动。1926年10月以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社长的身份到广州与鲁迅联系。他所译的日文《阿Q正传》一书以林守仁的笔名，由东京四六书院出版。山上正义于1938年病逝。1975年东京大学教授丸上昇得知山上正义的长子山上晃一在富士电视台工作，便去横滨访问。山上正义的妻子山上俊子拿出她保存四十四年的鲁迅亲笔写的《阿Q正传》八十五条注释。这一发现在日本引起轰动。日本友人增田涉先生，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将这份珍贵的手稿复制本送交我国。1975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并附李芒先生翻译的汉文译本。
鲁迅辑校古籍手稿、鲁迅辑校石刻手稿、鲁迅重订《寰宇贞石图》
1984年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唐弢、宋振庭、单士元、严文井、邵宇、姜椿芳共同提出：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1986年）建议影印出版鲁迅收藏的汉魏六朝碑刻、造像、墓志及亲笔抄校古籍。以推进学术研究，发扬民族艺术，提倡严谨学风，宣传爱国主义。（即434号提案）。
为落实此提案，在国家文物局的安排下，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联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了领导小组，于1984年5月21日拟编了首份《关于编辑影印出版鲁迅辑录古籍、金石编著、碑录、金石拓片计划》的（草案），出版内容拟包括五类：一、古籍手稿；二、金石编著手稿；三、抄录碑文手稿；四、其他有研究价值的手稿；五、金石拓片等，总计4121种，手稿5082页，并规定用珂罗版彩色影印、线装。以先易后难的进度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五年出齐。
由于拟影印出版手稿的数量很大，种类多，时间紧。主持此项工作的上海文管会主任方行先生，认为一家出版社难于承担。为此方行先生和上海几家出版社联系，并与上海出版局协商。1984年7月7日上海出版局党委书记宋远启主持召开讨论会。经研究商定，汉画像、六朝造像、汉砖交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鲁迅收藏的古碑交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鲁迅校勘辑录的古籍及校的碑均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并写明因数量甚多，要三社确保在鲁迅逝世50周年时先各出若干种，余者希望于二三年内出齐。
为切实具体落实政协434号提案的答复，于1985年1月28日至31日由国家文物局邀请京沪专家启功、唐弢、林辰、上海文管会方行、上海文化局姚庆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杨可扬、袁春荣，上海书画出版社沈培方、乐心龙、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哲民、徐小蛮、上海鲁迅纪念馆凌月麟、北京鲁迅博物馆邹青、王德后、陈漱渝、李允经、赵淑英、叶淑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商讨影印出版鲁迅辑录古籍手稿及收藏古代刻石事宜，会议由文物局谢辰生和上海文管会方行先生共同主持。会议对下列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
一、以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名义编辑，由两馆委派专人组成人少、实干的编辑组，在顾问的指导下进行编辑工作。
二、聘请方行、启功、杨仁凯、林辰、唐弢、顾廷龙、谢辰生、谢雅柳（按姓氏笔划为序）八位专家为顾问。顾问们按门类负责指导编辑出版工作。
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影印出版鲁迅收藏的画像、造像（主要指图像）和已编就的《六朝造像目录》、《唐造像目录》等手稿。
上海书画出版社负责影印出版鲁迅重编的《寰宇贞图》《六朝墓志目录》等金石专著和经鲁迅批校的亲笔碑录以及部分经鲁迅批注印的碑刻、墓志、砖、瓦、镜、币等拓片。
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影印鲁迅辑录、校订、手录的各种古籍手稿。
四、在1986年8月底各出版若干种，以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力争五年出齐。
“书名一律用鲁迅亲笔。各部书籍一律不另撰序，加技术性的《出版说明》，除写明两馆编外，概不署名”，等等，还有经费开支及照像等规定。
还写明“为了支持出版，减少出版社经济负担，鲁迅博物馆按七五折订购纪念本100部，平装本100部，上海鲁迅纪念馆按七五折订购纪念本30部，平装本170部”等等均做了详细的规定。
对于这份《纪要》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对具体问题处理的分歧。主要对此次影印鲁迅手稿的种类与数量的分歧，一种意见是以方行先生为代表的要多出，即“一网打尽”；以谢辰生、启功和顾廷龙、林辰等老先生的意见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出。谢老在会上表示：“所说的一网打尽，说的是决心，并非不加区别的什么都印”；顾老则说“编印鲁迅的东西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要“示人以朴”，林辰先生则表示，“我们这次要印的只是辑录、校勘和手抄的古籍。前两项是应全部收入，至于抄写的一项，我以为选印比较完整（成部的），而书法又极精美的一部分即可。”关于辑录古籍收什么不收什么，对原《纪要》中对辑录古籍中的辑校和抄录稿的收录意向有不同看法等。
1986年4月16日和7月22日在上海召开了有顾廷龙、谢雅柳、方行、谢辰生等参加的两次顾问会议上，经顾问们的反复研究确定，对鲁迅辑录校勘的古籍手稿仅仅是“录”的就基本不收了。如《易林》、台州丛书中的《石屏集》等等均不收了。还具体研究了收录项目。
确定：一、“鲁迅抄校碑刻等一千七百余页手稿，将分为三部分编辑出版，即碑铭约700余页；造象约600余页；墓志约400余页及“碑文补正”（暂名）86页总书名为《鲁迅辑校石刻手稿》”。
二、《鲁迅辑录古籍手稿》的书名，将“辑录”改为“辑校”，等等。
在这两次会议上对于《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和《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以及鲁迅重订《寰宇贞石图》的编辑出版问题均作了定夺。
对于为鲁迅手稿拍照制版还有一段值得记叙的事情。鲁迅的录碑及抄校的古籍大部分均存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当时必须办理各级的批准的函件，才可以借出。为了保证拍摄的质量又必须找到制版技术高的单位。当时就找到通县大中制版厂和台湖制版厂，一家是专拍彩色版的，一家是专拍摄黑白版的两家厂子。通县离市区很远，当时的公路还没有完全修好，车子走起来非常颠簸，行走艰难。因而不能将手稿当日拍完当日还。而且要拍摄的手稿数量很大。单位只得分组分批进驻通县这两个厂。每组至少派两位以上的同志，守护鲁迅手稿一刻也不能松懈，吃住在那两个厂子里。当时这两家厂子条件并不好，只有几排小平房。但技术很好，负责拍摄鲁迅录碑（1700余页）的师傅，记得好像是姓刘，他是周恩来总理曾经接见过的高级技师，为拍摄这些手稿照片他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辛苦。手稿照片快拍完的前两天他告诉我，他总觉着胸闷，喉咙总感到堵得很。说晚上睡觉总做梦，似乎有很多的人或鬼在拉扯他。我不懂医，但我直觉的感到他可能有冠心病的前兆，我多次劝他赶快去医院。但这位师傅坚持要等把这批照片拍完。等照片拍完的那一天，单位来车接我们回去。我想请师傅和我们一起走，把他送医院，但到处都找不到他。问那里的同志，他们告诉我们，是他的孩子把他接走了，送县医院去了。我们回到单位不久，就传来，这位师傅因心脏病医治无效而去世的消息。我们感到既震惊又痛心，为失去这样一位对工作无比尽职尽责的老师傅而感到十分悲痛，由衷地感激他为出好我们这部书而献出自己的最后的精力。
《鲁迅辑校石刻书稿》《鲁迅古籍辑录手稿》《鲁迅重订〈寰宇贞石图〉》三部书终于出版了。
《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于1987年7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共三函十八册，第一函为碑铭7册，第二函为造像6册；第三函为墓志和校文5册。此为鲁迅1915年至1919年搜集两汉至隋唐的石刻拓本，并进行辑录和校勘达790余种。对石刻原文均依碑文字体摹写，对有些损泐处，间作校补。在碑文之后附有，辑录宋明以来金石著录及方志上的有关资料，间有眉批，夹注及标有“树案”的案语多处。“校文”则是鲁迅以石刻拓本94种，与王昶《金石萃编》、翁方纲《两汉金石记》、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书所录的这些碑文进行校勘所做的校文，存手稿99页；
《鲁迅重订〈寰宇贞石图〉》，《寰宇贞图》原为清末学者杨守敬编著。1882年初版问世。1915年8月鲁迅由北京琉璃厂敦古谊贴店购得散叶一份。鲁迅在《寰宇贞石图》整理后记中写道：“乙卯春得于京师，大小四十余纸，又目录三纸，极草率。后见它本，又颇有出入，其目录亦时时改刻，莫可究竟。……审碑额阴侧，往往不具，又时集翻刻本，殊不足凭信。”鲁迅将其重订，“略加次弟，贴为五册”。全书收拓本232种，有鲁迅编辑的目录十六页，于1916年1月编讫。生前未出版，此书稿原存于鲁迅旧居八道湾，1924年6月11日鲁迅离开八道湾时未取出。此后周作人曾将此稿赠送江绍原先生。1961年10月江绍原先生将此书稿通过许广平先生将其捐献给国家。在王永昌先生（许广平的秘书）的回忆文章中曾写道：“江绍原先生献出鲁迅所辑录《寰宇贞石图》及其序文，景宋先生邀王冶秋同志共同出面，在北海仿膳请他吃饭，以示谢忱。”这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为捐赠者所给予的盛宴。对于这部《寰宇贞石图》1962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曾拟付印，并请郭沫若先生为此书作序，但出版之事，亦未如愿。
《鲁迅辑校古籍手稿》1986年6月-1993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六函收鲁迅辑录古籍58种。主要有《嵇康集》《唐宋传奇集》《岭表录异》《说郛录要》《谢承后汉事》《古小说钧沉》《云谷杂记》等，共49册。对我国历代存留下来古籍，鲁迅无比的珍爱，从他青年时代开始就搜集和抄录以至辑录校勘，直到他的晚年。如《嵇康集》他从1913年就开始用各种版本辑校，直到1931年近二十年间都不厌其详的对此书进行辑校。《鲁迅辑校古籍手稿》收入的鲁迅辑校的古籍，鲁迅生前大部分均未出版过。这也是这部书的可贵之处。
在《关于影印出版鲁迅辑录古籍手稿及收藏古代刻石的会议纪要》中曾记有“为支持出版，减少出版社的经济负担”，鲁迅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各订购书若干部的情况。北京鲁迅博物馆订购了纪念本100部，平装本100部，《纪要》中还规定“书款每出一种交付一种”，这两百部书鲁迅博物馆应付款四十余万。对于这个款项鲁迅博物馆当年无法付出，曾向国家文物局打报告，申请向国家文物局暂借。三十一年过去了，这笔借款据了解博物馆仍未能还清。
2014年，由上海交通大学牵头，国家图书馆和上海纪念馆合作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该项目对各馆所藏的鲁迅手稿进行挖掘研究、整理。国家图书馆整理出版了《小约翰》等手稿共6卷，线装精印，纸质精良。上海鲁迅纪念馆整理，出版了鲁迅《毁灭》手稿。填补了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所缺的“译文手稿”缺项。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为重新出版《鲁迅手稿全集》创造了条件。2017年6月23日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国家图书馆组织召开的“《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暨专家委员会”，会议明确“《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出版项目是由文化部会同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委托国家图书馆具体承办的一项国家重大出版项目”。并说明编辑此书的重大意义：“鲁迅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伟大作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左翼文化运动的盟主，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巨匠。其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印作品和书信等等，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先生以其对恶势力不屈的斗争精神而被誉为民族脊梁，他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大力赞誉和提倡。对于鲁迅作品及思想的价值，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谈到要从中汲取营养并加以继承和发扬。此次《鲁迅手稿全集》的出版，将进一步唤起社会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重视，也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明确制定了《全集》出版实施方案，即根据方案，“《鲁迅手稿全集》将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收录全，力争将海内外收藏机构和个人手中的鲁迅手稿全部纳入。编纂更科学，著录更专业；二是仿真度高，采用高清扫描，彩色印刷，最大程度还原手稿原貌；三是定价适当，采用普通纸精装，降低定价，便于传播推广；四是同时出版数据库，编制高质量手稿数据库，满足广大研究者和读者的快捷查阅需求”。计划于2019年12月完成《鲁迅手稿全集》评审验收工作，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具有空前规模、宏大的《鲁迅手稿全集》，她的出版将极大的丰富我国鲁迅研究的宝库，并将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丰碑。
编辑：张瑞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