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中国美术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活力复苏，一路向前，迸发出极大的激情和创造力。40年来，美术工作者不断坚定文化自信，用画笔展示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本版邀请的这四位美术家，都是在1978年前后进入艺术高校，开启了全新的艺术之旅，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实践者。听他们讲述与时代同行的故事，中国美术欣欣向荣繁荣发展的画卷，便铺陈在眼前。————编者
中国美术的“双重变奏”
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美术留下了一系列变迁的印记。作为在这个时代学习和成长的美术家，我所经历的许多场景历历在目，而今回想起来也具有学术和文化的象征意义。
1978年春天，“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上海展览馆展出，可以说是中国美术界在新的历史时期接触和认识西方艺术的开篇。以巴黎奥赛博物馆的藏品为主，展览汇聚法国多个博物馆的88幅油画，第一次向中国美术界和公众展示了19世纪法国绘画的精湛水平。它向人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由此追溯欧洲油画的传统渊源，也引动有关艺术与现实关系的讨论。展览期间，美术界奔走相告，涌发起久违的激动，老中青几代艺术家都纷纷前往两地观看展览，各大美术院校也派出油画的骨干教师到场馆对原作进行临摹学习。许多观众更是如饥似渴，睁大惊奇的眼睛欣赏未曾相识的西方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后来在中国画坛出现的乡土写实主义绘画，与那个展览有着一定的关联，中国画家从展览作品中看到了艺术对“真实”的描绘，尤其意识到优秀的作品总是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实性与追求绘画技巧的艺术性二者相结合的结晶。
40年来中国美术的发展可以用“双重变奏”来形容。一方面是思想解放带来艺术观念的变革，美术创作尤其突出了一个“真”字，即关注现实生活，反映真切感受，塑造真实形象。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为美术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主题和素材，无论是表达历史主题还是表现现实生活，美术界都益发形成了新的共识，就是要脚踏中国的大地，以真挚的情感贴近现实，自觉投身于中国人民努力拼搏、开拓进取、追梦筑梦的火热实践，不断深化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在这方面，有大量作品反映了这个历史进程的壮阔景观。从都市到乡村、从生产建设到日常生活的丰富景象，都成为美术家笔下的生动素材，特别表现出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崭新的精神面貌。正是美术创作向“真”的回归，使得美术作品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产生了思想和情感的共鸣。另一方面，40年的中国美术也是不断回归艺术本体、朝向形式语言风格探索的历程。面向世界的开放，使中国美术界宽阔地吸收和借鉴了世界艺术的优长和经验，在法国农村风景画展之后，大量外国美术展览纷至北京和各地，极大地开阔了中国美术家的文化视野，艺术创作的个人视角和个性表达蔚成风气，既有传统形态如绘画、雕塑领域的语言探索和形式创新，也有动漫、新媒体、装置、影像等新型艺术的兴起。艺术家的风格面貌更为多元，公众对于艺术的接纳也更具包容，中国美术界真正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时代。
40年来中国美术的创造活力源于改革开放生动的“现场”，离开这个“现场”，只一味表现空洞的观念和自我的情绪，作品便会苍白无力，不能构成思想的对话和情感的交流，为此，提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一条回归艺术创作根本规律的正确道路。近些年，美术界掀起了现实题材的创作热潮，广大美术家以“笔墨当随时代”的理念走向广阔生活，以感同身受的时代为主题，努力发掘这一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和典型人物的事迹，通过深入生活找到“原生态”的素材，从现实景象和人物身世中概括提炼出形象、场面的“原型”，以艺术的形式语言塑造形象、形成意境，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时代气息，展现中国精神的作品，这是新时代中国美术所具有的文化新“质”。古往今来的艺术传统证明，从现实之“真”到艺术之“真”，是艺术创作要着力解决的枢纽，大量艺术的经典正是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真实情境而成为时代的画卷。
同样，属于艺术本体的形式探索、语言创新也离不开对时代生活“现场”的感悟。在信息社会到来的今天，图像传播的便捷既带来研究和借鉴的多种可能性，但图像世界也对美术的形象创造和形式开拓带来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对艺术的感知方式形成冲击。中国美术的文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科技发展和新材料、新媒介的涌现对艺术的美学形式构成的影响前所未及，在这种情势下，美术创造需要回到感知世界的原点，特别需要从面向生活、面向自然的身心状态中解决形式语言的拓展和创新问题，在时代主题的叙事中找到表现语言的创新突破点，从而使中国美术以思想内涵和艺术语言双重合奏的新貌彰显时代精神。
我的艺术之路与改革开放同行
何家英（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十九秋（中国画） 何家英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也是我的艺术创作道路不断探索并取得可喜成绩的40年，我们的努力与成功都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艺术成就和社会地位。回顾这40年来，我们取得的进步，都离不开党的关怀和培养。
我1977年考上天津艺术学院，正是“十年浩劫”之后，国家百废待兴，人们憋足了干劲儿，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一派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师生们也可以拉开架势大胆地教与学了！刻苦的学习，使我在短短的三年中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由于开放，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更多的西方绘画图书，也能看到一些优秀的中国传统绘画作品。这在我们的艺术思维中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所以，认识艺术问题，是学习绘画的根本问题。提高审美鉴别力，是一个画家必备的条件。我的母校——天津艺术学院，它在改革开放大潮的促进下赋予了我这一切。
1980年我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一留校就得到天津美协的提携，推荐我参加了中国美协赴葛洲坝创作小分队。为此我创作出了水墨画《春城无处不飞花》，获得了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二等奖、天津第二届青年美展一等奖。1982年天津美协又在市委宣传部“走正路、出作品、出人才”精神的促进下，组织了青年美术创作研究班。在学习班上，我们开阔视野，解放思想，研究艺术与生活问题，创作出一系列描写太行山区农村生活的作品。代表作品有《山地》《十九秋》《米脂的婆姨》《惊蛰》等，都反映了当时农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时代精神和前途命运，是人性的真实体现。这些作品能够真实地表现人性，脱离假大空的干扰，体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山地》表现了中国农民祖祖辈辈艰苦奋斗，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的民族精神。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是国家的脊梁，我画的就是这样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农民。《十九秋》描写了一个摘柿子的农村姑娘，是一个经历了十八九个春秋的农村姑娘，那些经历是苦涩的，而这个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农村包产到户，实行土地承包，给农村带来了一片生机。未来的中国农村向何处去？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个姑娘回眸一转，似乎是在回首往事，放在胸前的手似乎在做祈祷，憧憬着未来。这两张画，都贯穿着一个命运的主题。这就使得作品具有了更深刻的思想内涵。《米脂的婆姨》反映了天伦之乐的幸福生活。这些构思的形成，得益于时代的思想解放，更加尊重人本身的价值。之后，我又创作了一系列表现都市女性青年生活的作品《酸葡萄》《秋冥》《舞之憩》以及歌颂中国革命伟人的肖像画《孙中山在天津》《杨开慧》《毛泽东北戴河吟诵图》等。这些作品无不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改革开放使艺术家的思想变得深刻而自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作品更加具有人文关怀。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创作高度重视，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求我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所以，我们每年都安排“双扎根”的创作活动，并且从丝绸之路的壁画研究入手，挖掘传统基因，创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时代新作。目前我们正在集体创作新疆塔吉克族婚礼题材的大型工笔画作品，表现各民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抱得紧紧的，实现民族大团结的新局面。
我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我的艺术之路正与改革开放同行。
在爱与生命中寻源问道
杨飞云（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油画院院长）
北方姑娘（油画） 杨飞云
中央美术学院开始恢复本科招生是1978年，我很幸运成为第一届学生，那年我已经23岁。
美院差不多十年没有招生了，我们的老师有30多位，学生却只有12个。刚进美院的时候，还没有分工作室，也没有按国、油、版、雕的画种分科，大家一起上大课，互相做模特。教学生活都在一个大院子里，那里的气氛很像个大书院，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探讨。“文革”后恢复高考，老师们可以规律教学和自主创作，他们的艺术生命也好像重新被点燃，那种教学和创作的热情也强烈地感染着我们。
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魔一样地画画。
我还记得有同学晚上还在路灯下画夜景，早饭前画一张写生，晚上去图书馆占座位抢画册看。自从上了大学，我一有时间就发疯似地画素描，看每个人的脸都特别有画意，能画就立即画下来，下乡写生也觉得处处充满画意。那段充实的生活想想真是美好。热情与爱造就了艺术生命。
上学之前我在铁路系统画了七年宣传画，动手能力强，但有一些野路子。上学时我也听先生们说过，“文革”画宣传画，红光亮、高大全，皮肤上用到朱红、橘红，甚至用到荧光红都觉得不够红，色彩的识别力受到影响，先生们后来经常去大自然写生恢复自己的色彩辨别力和敏锐度。上了中央美院，我觉得进入了一个非常系统、科学和完整的培养体系，不仅有造型、色彩各种绘画技巧的训练，还从美术史等文化课学习中增强个人修养，这种全面的学习让我有脱胎换骨的感觉。
毕业后我一边教学，一边创作，一边寻找我的绘画之路向哪个方向而行。我画了《北方姑娘》。画中人物是我的夫人芃芃，但她其实又不是一个具体的、个性的形象。我想画一个姑娘，在油画形象上创造出一种代表东方女性的形象，用的是传统的方式，我采用比较庄重的金字塔式的构图，但是带有中国人的审美。“第一届中国油画展”征集时，我去送创作的时候还很苦恼，由于过去留下来的概念创作和主题创作的影响，觉得这样的作品可能并不适合大型的展览，但是老师们觉得这张作品非常好，建议我送展。这张作品后来获优等奖，印刷也特别多，这给我很大的鼓励。过去像这样画一个普通人的作品，不可能获奖，也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创作，这次获奖对我的小小探索是一次重要的肯定。
接下来的十几年间，我不断地重返乡土写生，画了很多鲜活的农民形象。写生就是写生命，而不是写熟练。写生是一个油画家必须经常持守的本分，是亲近自然、体验生命、锤炼画艺的最佳方式，是画家用画笔和心灵直接触摸生命本源的有效途径。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跟他们在情感上紧密相连。我是在寻源，在这些质朴的农民身上，真正保留着中国文化里面高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在这些农村老人的身上，看到了善良和正直，还有那种尊严和尊贵感以及农耕时代的长者风范。可见，贴近内心的体验重于画面的表现，深入生命的关注优于创新的理念，真诚纯朴的态度强过个性的彰显。体验若是肤浅，表现就会流于简单；感受若不精深，表达就不能深入。深入，不是周到细致的描画；深入，是你触摸到事物的本质，是你切实体验到绘画的独特境界，是进入你心灵深处的那份感动。作为艺术家，我把这种纯粹的情感通过画笔传递，我描绘的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更是承载了画家情感与体验的活生生的形象。
油画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走过了100多年。油画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才有创新的可能；只有在掌握绘画本质规律的前提下，才有表现的水平；只有建立高标准的价值取向，才有发展的可能。我们不在融合与对抗的论争中打来打去了，我们高标准地发展绘画技巧的同时，油画已经成为我们绘画语言中的一元，它承载了中国精神、中国思想、中国审美和中国情怀。
我渴望自己以一颗仰望的心，切切感恩的心，去礼赞存在于万物生命中的美，以信心和虔诚，使用平实而确凿的绘画要素，终其一生，去表现令我感动的纯净而超然的境界。生活中那些鲜活质朴的大美，令我活着做着就时时感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从《父亲》开始
罗中立（四川美术学院原院长）
父亲（油画） 罗中立
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0年，我的油画作品《父亲》获得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金奖。《父亲》在精神内涵和艺术形式上都具有既震撼又深沉的情感力量，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作为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生，第一批留校任教的高校教师、校长，我经历、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发展历程。
高考恢复前，1968-1978整整十年，我在四川达县的一个钢厂当锅炉钳工。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报名参加77级的考试，这一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改革开放后文艺创作的大环境改变了，过去的禁区被取消，产生出一系列新的文艺观念以及当代艺术的样式和表达，比如伤痕题材、乡土题材等。大三那年，当青年美展的通知下来时，我觉得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农民题材是我的强项，乡村、乡情和乡邻都是我所了解的，这一方面源自我多年以来的成长经历，另一方面源自大巴山的生活。该怎么去画农民题材？当我看到收粪人时，便画了下来，这是《父亲》的第一稿。我想到的是农民收粪肥，要变成粮食养活国家，养育这个民族。我要表达的农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体和脊梁，但那太文学化了。所以后来有了第二稿、第三稿，一稿一稿推进，最后成了《父亲》。
大学毕业后，1983年底，我成为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前往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学习。这段经历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坚定了要重回农民题材的信念。
那个时候出国学习主要是看画，也叫读画，是要记笔记的。在国外留学时有两位大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是伦勃朗，一位是毕加索。毕加索是不断否定，伦勃朗是不断重复他的一生。在乌菲齐博物馆，伦勃朗的两张相隔30年的肖像画当时对我造成了一种内心的震动，似乎一瞬间便跨越了时代在跟大师直接对话了，心灵上有了共鸣。我找到了榜样，找到了方法和模式——重复。这种认识给我的影响很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要重新回到自己的根，重新回到农民这个题材上去。
回国后，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回到传统的方式，但在规划未来艺术方向时还是朦朦胧胧的，一直在反复尝试和探索。创作中唯一不变的理念就是回到中国的文化土壤里，回到自己文化的根上去，寻找到一个当代的视觉图式，跟西方做交流，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和尊重。
从我个人的创作历程来讲，经历了从带有苏联模式的现实主义，到以超级写实主义为表现手法的乡土现实主义，进而发展到如今的注重探索形式语言表现力和油画民族化的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使中国各个行业包括美术、文学、电影、戏剧、诗歌以及科技、体育等都有机会回到自身规律和轨道上。正是因为这样，作为一个个体的罗中立，才可能按照艺术规律来思考自己的艺术人生。这同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发展、文化艺术发展的主题是契合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文艺繁荣的大环境，更不会有机会来谈论今天艺术界所包含的丰富艺术面貌了。这是我最深的感触和发自肺腑的体会。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