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是民族教育之本，近代国文教科书向现代语文教科书转变的历程，就是百年中华文化传承、民智开启、公民意识养成的书面记载。语文教育对现代性的不懈追求映射在百年语文教科书当中，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不断选择、诠释、重构和探索的过程。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狂飙的劲头席卷中华大地，“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框架被打破，这“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将传统文化的更迭导入了现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征途。语文教科书从形式到内容反映并记录着这一文化与历史的变革，并不断用历史的经验和独特的文本话语，启示着语文教育及教科书发展的未来。

“文白之争”“文道之争”

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交锋

教科书是知识传播的载体，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基本媒介。

从先秦到两汉，教科书从无到有。从两汉到宋代，随着公学私塾的发展，教与学内容以先秦百家学说为主，教科书即为各类经典。从宋代至明清，中国教育核心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宋儒理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科举是普通人摆脱身份加入上流社会的唯一出路。此时的教科书还仅限于儒家经典。

清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敲碎了封建帝制的壁垒，随之而至的是西式现代文明和教育理念，清末教育不得不由单一儒家礼学向近代的教育多元化方向改革。辛亥革命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走入资产阶级改良期，承载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使命、体现教育改革走向的教科书编写，成为不同教育思想碰撞、交融的阵地，中国语文教育和教科书构建步入迷茫与选择期。伴随五四运动和以推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中文向实用主义方向发展趋势的形成，小学、中学的语文教育向科学化、系统化转变。自此，语文教科书走上了实用主义之路。

首先，“文白之争”不仅是语文教科书内容层面的革新，更是背后深层次文化选择的结果。中国古代到近代社会的漫长演进中，文言一直承担着记录、积累、传播中国文化思想遗产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超越方言限制、打破地域界限、相对有效的共同语。

与封建社会的文言文教学相伴随的是少数人享有受教育权的精英教育模式。晚清以来，开发民智的呼声日盛，教育成为国人救亡图存的重要途经，普及教育成为主流，以口语为基础、不断完善的白话语体优势日显。以何种语体教学，成为自清末以来伴随兴学堂、语文独立、废科举等一系列改革中的争论焦点。

新文化运动以来，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浪潮高涨，在“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呼唤中，白话文在以胡适、蔡元培、鲁迅、陈独秀等教育大家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努力下，终于取得合法地位。从文言到白话，百年语文教科书在形式上发生了基于追求现代性和科学化的多元变革。但过分追求科学化、学习西方编写模式的欲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本国传统文化选择的屈从和牺牲，且存在“矫枉过正”之嫌。如，拥护白话文的鲁迅将自己的日记命名为《鲁迅日记》，而白话文先锋胡适则将自己的日记命名为《胡适的日记》，即便是颇受推崇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国文百八课》，也存在“以科学抹杀文学”的嫌疑。

其次，“文道之争”是文学教育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交锋。“文道关系”是中国文学及教育的古老命题。朱自清曾对此认为：“六经都成了‘载道’之文，——这里所谓‘文’包括诗——于是乎‘文以载道’说不但代替了诗教，而且代替了六艺之教。”“文以载道”，是五四运动以前我国文学的基本传统和文学教育的价值趋向。新文化运动兴起，这种基本传统受到了深刻的质疑和尖锐的批判。陈独秀曾在《文学革命论》中认为：“文学并非为载道而设，文以载道与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是同一鼻孔出气。”刘半农也反对“文以载道”，认为“道是道，文是文”。

百年语文教育的历史一定程度上是伴随着“文”与“道”之间的博弈而发展的。抛开文学性及思想性本身，“文”与“道”的争论背后是不同价值趋向的选择。强调“文以载道”，关注的是文学教育的审美性价值。强调“文道分离”，关注的则是文学教育的实用性价值。因而，“文道之争”的实质是文学教育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交锋和在交锋中前行的见证。一定程度上，文学就这样被淹没在了“耀眼夺目”的科学荣光里，从而使得传统文化的断裂成为可能。

从哲学上说，“道”的内涵和体系是极其丰富的，甚至是宇宙之本体，涵盖一切。从文学上说，“文以载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和作用就在于社会与时代的使命和责任。儒家之“道”的精髓在于入世，从而使得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呈现为以“文以载道”为表征的“社会本位”下的文学，而不属于“个人本位”下的文学。因而，科学主义或可作为一种方法论来指导语文教育，却不应成为一种世界观来规划语文教育。

审美教育与知识教育本不对立

语文教科书的发展之道

真正的语文教育应是在科学教育理念指导下、关于文化的自主学习和创新。语文的学习应是关于“文化知识”的学习与“审美情感”的养成，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知识的积累教学与审美情感的孕育培养，二者应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现代语文教育伴随课程改革逐步呈现出问题的两极：一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知识教学，无异于将教科书选文思想层面的美学感悟剖析、固化为知识的组群，使学生无法感受到文学带来的心灵的愉悦感和文字符号所给予的灵动感，文学失去了原有的深层意味，沦为文学知识的附庸，本末倒置。二是对语文课程性质“人文性”价值的绝对化解读，导致语文基础“工具性”地位弱化，进而带来基础知识教学的式微甚至断裂。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语文教育和教科书编写的进行。关注文学审美教育不应当以弱化语文知识教学为手段，二者本不对立。以关注文学审美价值为借口而忽视语文知识教学，必将导致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薄弱。而丧失基本文化知识的积累，实难实现语文素养“质”的转变。

母语孕育了本民族延续千年的文明火种，而语文教育是将这一语言从自然状态发展为超然状态的、打上民族文化烙印的、回归中华文化传统的主要课程，未来语文教科书应在回归优良传统文化的底色之上为中华文明注入新元素。研究语文教育中优秀文化的传承，至少有以下理由：通过语文教育发展学生的心智理性，使受教育者更具人性，对生活具备形而上的思辨能力。在现实与价值观的世界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不是割裂的，但是更关注物还是更关注人，则是二者的根本差别。语文作为人文教育的典范，采用训练心智、养成审美价值的眼光看待世界，是其必然的价值追求。因此，好的语文教育就在于能传递好文本之中的这种价值，而不轻易被“时尚”所转移。传统的经典帮助我们记录了当时的生活，却又超越了时空；虽然驻足于文本，却能引起不同时代的人的共鸣。

就传统而言，对本国的文化，要通过历史看到“变”背后的“恒”；对他国的文明，要看到多元文明“异”后面的“同”。因为，文化是没有“高下”之分的。面对多元的文化与价值，传承怎样的文化传统？培养怎样的道德与人性？树立起怎样的审美观？如何使得语文教学既以学生为中心又高于学生？这是语文教育的永恒主题。

澄清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自身发展的关系

语文教科书要坚定文化自信

梳理百年文化变迁及教科书的演变历程，我们得以澄清对待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自身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加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为抵制文化全球化中的同质化，充分发挥文化建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作用，加强民族文化传承具有紧迫性。”我们在享受科学化带来的进步时，也需要时刻警惕科学化的弊端所带来的民族文化中人文价值的式微。

之于历史，近代国文教科书向现代语文教科书转变的历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选择、发展、重构的过程。语文教育对现代性的不懈追求映射在百年语文教科书当中，是通过不同时期教科书中所反映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来体现的。语文教科书中相对“不变”的“修身”主线与科学化、现代化进程中“变”的追求，互为条件和因果，贯穿在教科书文化变迁始终，共同演绎了百年语文教科书的文化变迁图景。

之于现在，加强学校语文教育，成为当下坚定国人文化自信的基本途径。“统编本”语文教材已逐步在全国投入使用。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主编温儒敏说：“新教材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格外重视，这方面的选文的比重大大增加……选篇标准强调了以下四点，即经典性，文质兼美，适宜教学，同时要适当兼顾时代性。大家会发现，有些经典的老课文又回来啦，没经过沉淀的‘时文’减少了。”可见，“统编本”语文教科书是在针对以往多版本语文教科书的理性反思、针对当代语文教育问题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弥补、修正，并力图发展、创新的现实回应，是立足于新时代，发展学生思维、核心素养，将知识与审美相统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尝试。

语文教科书建设已步履蹒跚地迈过了百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也见证了不同时代之中国对理想人格、理想国民的塑造。其实，无论文化如何变化，时代如何流转，学生作为语文教育最终的受众，始终被动地、用青春默默地去承受并检验着每一次语文教育及教科书的变革。“怎样通过、通过怎样的语文教科书选文来实现其文化价值向学生的转化？”这才是语文教育与教科书建设应当回答的基本问题，也是母语教科书文化的核心所在。

（吴婷婷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子课题《国内社会文化变迁对中小学教科书的影响：百年的梳理与研究》[10&ZD09]成果）

编辑：职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