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鹏程
鲁迅研究收藏金石碑刻也跟当时的政治环境不无关系。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第四部分《补树书屋旧事·五抄碑的目的》里说：“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统系，也着实可怕，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是有名的例。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我是不得而知，但他们打麻将总是在行的，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鲁迅却连大湖（亦称挖花）都不会，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原本碑大字多，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也没有的，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
鲁迅广泛搜集金石碑拓等并实际考察，是为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撰写《中国文字变迁史》和编印《汉画像集》以及六朝碑拓文字集成，以补历代有关著录之阙如，同一般的猎奇收藏是不一样的。鲁迅对“买集些旧书和金石，是劬古爱国之士，略的考证，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的手段是很不以为然的。在《各种捐班》中，他对各种花钱“捐班”的现象冷嘲热讽了一通，其中也包括“捐金石家”：
譬如，要捐学者罢，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李富孙做过一部《金石学录》，是专载研究金石的人们的，然而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们可以一续再续，并且推而广之，连收藏古董，贩卖古董的少爷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的收进去了，这就叫作“金石家”。
1987年，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辑校石刻手稿》，汇集了鲁迅1915年至1919年搜集的两汉至隋唐的石刻拓本，共三函十八册。第一函为“碑铭”七册，第二函为“造像”六册，第三函为“墓志校文”五册。总计辑录和校勘七百九十五篇，其中包括碑铭文字二百六十篇、造像题记三百四十三篇、墓志铭一百九十二篇。其中自然也包括鲁迅长期搜集的关于长安的碑刻造像拓片以及1924年长安行的所得。
二 游孔庙
碑林是在西安孔庙旧址上扩建而成，鲁迅游览碑林的同时，也顺便游览了孔庙。
位于碑林之南的西安孔庙，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初期。唐武德二年（619），李唐王朝刚刚建立，战火还没有平息，李渊便“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接受房玄龄建议，“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贞观四年（630），又诏州县皆立孔子庙。孔庙自此遍布全国。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和孔庙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因此孔庙又被称为文宣王庙。唐末至宋初，西安孔庙随国子监及唐石经等唐宋碑刻几经迁置，最终定址“府城之东南隅”。自此，西安孔庙、府学与碑林相互依存。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鲁迅对于孔教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激烈否定与反对的。他对历代统治者为加强皇权所构建起来的孔子形象加以揭露和批判，对于“尊孔”类的活动，坚决进行“破坏”与“废除”的“事业”。在日本留学时，他对弘文学院学监大久保要求中国学生去孔庙 行 礼是持 抵 触情绪的——“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不得不身不由己地参加一些祭孔仪式。在1913年9月28日的日记中，他表达了对于祭孔的厌恶：“又云是孔子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敂（劬）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
鲁迅游孔庙，应该是游碑林之余“捎带”而已。在三个多月后的10月30日所写的《说胡须》一文中，他追溯历史，广征博引，对社会名士以及国粹派“认为胡子向上翘起是日本式的胡子”的道德绑架和谬论进行了驳斥，并引用了他在西安游览孔庙的所见——
长安的事，已经不很记得清楚了，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其中有一间房子，挂着许多印画，有李二曲像，有历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穿一件长袍，而胡子向上翘起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