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圃，原名陈宇，现居深圳。著有长篇小说《拖神》《结发》《我们走在大路上》，小说集《契阔》《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散文集《草木人心》《跃跃纸上》等。早期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奖、广东省小说奖、广东省青年文学奖、“岭南文学新实力十家”称号等。其最新长篇小说《拖神》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22年度中国好小说”、第七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等。书画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曾获亚洲美术双年展银奖等。
厚圃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厚圃好，首先祝贺您的随笔集《跃跃纸上》热辣问世，并入围了“探照灯好书11、12月32部中外文学佳作”书单。这也是您继2022年出版长篇小说《拖神》、散文集《草木人心》之后的又一部力作，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新书？
厚圃：这本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精选了我近年来在全国各大期刊上发表的部分随笔，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辑“尚识食”，第二辑“换季”，第三辑“静中成友”，第四辑“跃跃纸上”。主要写的是深圳和潮汕平原的乡情民俗、美食、人文气象，同时融入了我在绘画创作中的灵感闪现和对亲朋好友的深情厚谊。书中的数十幅水墨画也是我闲暇所画，希望这些插图能让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到文字的内涵，同时可以展开自己的想象力，形成自己心的专属画面。文字虽说只是某种符号，但它蕴含的色彩绚丽丰富，之中的万千世界更是每个读者私属的天地，希望这本书的文字和插画能给予每个读者独特的情感体验和价值。
文化艺术报：很多作家的书的序都是请一些名人名家来写，这本书的序却是您女儿写的，而您的上一本散文集《草木人心》的序是您父亲所写，您的初衷是什么？
厚圃：确实如您所言，一本书如果请一些名人名家来写，自然能体现书籍的专业和分量，对于读者了解一本书、增加他们的信心来说，确实是一种比较简洁省事的好途径。我选择家人给我写序，一方面是他们既是我生活的参与者，也是距离最近的观察者，自然对我的所思所感体会更深，写的序也能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这本书；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书籍本身就是一件生活的艺术品，有了家人的感受将更加圆满。再说能和最亲密的家人在一本书上相遇，这是远比血缘更有趣和奇妙的“相见”，因为血缘的相遇是一种被动的自然属性，是细胞和细胞、基因和基因，是“物质”性的相遇，而文字的“照见”却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选择，我们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在精神上的相遇，这种相遇在我看来更高级更有意义。
文化艺术报：您为什么会走上写作这条路？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厚圃：我们所成长的那个年代，没有太多的娱乐，白天，我和小伙伴们大都奔跑于荒山野地，捕鱼捞虾打泥仗，身上糊成与土地一样的黑褐色，到了傍晚，我们三两下扒光饭碗，好悄悄紧跟某个乡里的大人混进附近的露天剧场，坐在花岗岩做成的条凳上看电影、听潮剧，时不时还有艺人说书。更多时候，我们聚集在村口的大榕树下，听乡亲们讲“古”，那些奇闻异事牢牢地吸引着我，尤其是英雄传奇，年少的我常常臆想着自己是个游侠，可以在“江湖”上纵横驰骋。
相比于“写”，其实儿童、少年的天马行空的遐想来得更早，我最早是将“胡思乱想”画成了“小人书”，大概那个时候我就爱上了编故事。每晚睡觉前，都会在脑子各种编织，想象自己无所不能，于是眼前的黑暗便幻化成有声有色的画面，或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与敌人拼刺刀贴身肉搏，或在喧嚣市井路见不平一声叱喝，有时竟然被自己的正直和勇敢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上学识得几个字，便开始在图画下面增加些叙述性的文字，使它变得更加通俗易懂。
大概就是孩提的这些写写画画的经历，让我在认识更多词汇和句子后，有了“写”的冲动，记得高二时，我的一篇小小说发表在了县里的杂志上，这给我带来了创作的认可和鼓励。
文化艺术报：您曾说过童年记忆是一个作家取之不竭的宝库，您能具体谈谈您的童年经历是如何转化成您的创作素材的吗？
厚圃：我的童年是在潮汕平原的一座古镇度过的，古镇地处城乡交界，我既可以与乡村的孩子一样融入原野，也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街头里巷的小市民生活。故乡就像门前的樟树林，特有的气味一直缠绕着我的童年少年，并绵延到我的青年直至今天，给了我认识现实世界的独特经验和解决生存的特殊智慧。对于每一位作家，故乡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源泉，不但可以回顾还可以远望，并通过人生的种种体验赋予它专属的想象，这种独特的养分一直滋养浸润到骨子里，绵绵不绝。譬如乡人的淳朴善良，可以使你从狭隘的个人经验和自恋情结中脱离出来，去关心和理解别人；譬如大自然，可以开启你的心智，让你的根须扎得更深，长得更繁茂。童年的记忆就好像是一座巨大、敞开的粮仓，我可以源源不断地从里面搬运出所需要的经验、思考和想像，再与当下的时代和生活无缝链接，因为其实世界和生活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没有“进步”过，早期的进化经历只有在考古中求证，人类已经彻底失去了自己的“进化”记忆，当然伴着失去的还有生存意义的“哲学”思考。写作离不开文字，文字离不开编织，我喜欢把最原生态的故乡“俚语”编织起来装进一个容器里，等待着它发酵，酿出好的酒来。所以我经常提到，潮汕平原于我是一个“母体”，一个精神的故园，对她的表述既是我内心一种自然的反应，没有主客体之分，另一方面我又常常跳出这个母体，作为主体去观察、审视和分析这个客体，这种相融和分离提供了我独特的经验和体验。因此我作品中的人和事带着我的乡土，又一个猛子扎进了现实的海洋，形成了我作品的两大主题，一个是故乡，一个是都市，在这之中，故乡俨然不再是真实的故乡，而都市也不再是感官下的都市，而那些从家乡出发走进城市的人，表面上看已经“化蛹为蝶”变成了城市人，而实际上不管走到哪里，都走不出故乡走不出童年。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不管是在故乡还是在深圳，我的周围多是些命如草芥的小人物，时代的强音很有限地在他们的层面上留下一点点余音，他们的生活或者说生存大多是些鸡毛蒜皮、油盐酱醋，对生活的束手无策几乎是他们生命中的常态，他们本身不缺善恶和追求，对生存权利的渴望超越了生存本身的意义。正是这种心态和状态，构成了一种没有立场的特殊立场，这种立场是底层的、世俗的、民间的，彰显了活脱脱的生命力，这是常常令我感动的力量，也是我非常珍视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我始终认为，作家不应该刻板地描画出生活的外在面貌，而是直指人心，揭示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引发哲学思考。这就好比煲一道百味杂陈的老火靓汤，要有耐心和恒心，真诚就是你煲汤的火，而食材和药材更是要精心挑选，工序（技术）大可入简避繁。
当今社会纷繁复杂，科技日新月异，时代变化超出我们的想象和预期，但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对主流文化保持适度距离和应有的警惕，怀着对现实的质疑和批判，我始终坚持认为，无论是作家还是别的什么艺术家，保持自己的“不入流”是非常重要的。
文化艺术报：有人说，我们成年以后的行为都是在“拼图”，在试图弥补我们童年的缺失和遗憾，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据了解，你们家曾获得首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吗？
厚圃：这个说法我是基本赞同的。缺失和遗憾是我们成长的主调，儿童时期我们的能力有限，对世界的探索方式也很有限，所幸我的原生家庭还是很幸福的，虽然物质上不免匮乏，但我的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一直很宽松，也很支持我们的兴趣爱好，我的两个妹妹都是学音乐的，我学的是美术，后来读的专业也是设计。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没有太多缺失，应该说，整个成长经历还是愉悦的，唯一的缺陷就是年少的我因为理解力不足，对潮汕平原传统文化的保守有些不满，所以我一直想要看更大的世界，求学时也就义无反顾地去选择北方的学校。我很感谢那段北方求学的经历，因为地域文化的差异，使我成年后可以更加客观地回望童年，回望故乡。
我以为艺术创作者，就是现实世界的造梦者。我陆续创作了一些与“故乡”相关的散文和小说，不光是我对个体生命的理解、对故乡文化历史的梳理和怀恋，更是对我少年时对世界认知缺陷的整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故乡完整了我的文学，而文学完整了我的人生。
文化艺术报：请问是什么样的力量驱动您的文学创作？
厚圃：作家梅维丝·加伦特说过，“我仍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非要穷尽一生描述不存在的人物。”这话其实说得蛮有意思和哲理的。我觉得写作肇始于有“话”要说，并在这种叙述中找到了乐趣。写作能让一个人得以生活在自己的信念里，用自己的眼睛去洞察“他者”的命运，这个“他者”的命运带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你面前展现出无限的可能，这种和“他者”的关系是罕见和珍贵的。因为规训让我们变得“同一”，现实中我们缺乏也不能够拥有“他者”的存在体验，但在作品中，有无数个“他者”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同时“他”和我的互动让我更加理解了“我”的存在，理解了世界的多元、个体的价值，因此创作对于我来说充满了不确定的欣喜，它让我找到自己和这个世界最稳固的连接，这种感觉有人称为“心流”。这大概就是我写作时的状态，这种状态所产生的满足感无与伦比，这应该是我也是很多艺术家创作的驱动力吧。
文化艺术报：您在从事文学创作中获过不少的奖项，能否告诉我们哪一个奖项对您的文学道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厚圃：2008年，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了台湾《联合文学》的小说比赛公告，就给他们投去一个中篇一个短篇，结果命中率很高，短篇小说《橱窗里的女人》摘取了久负盛名的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喜娇》以一分之差与中篇组第一名擦肩而过。这个奖项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原来文学评判的标准竟然可以天差地别，在此处无人问津，到彼岸被视若妙品。
文化艺术报：相比于别的作家，先写中短篇而后再创作长篇，而您是几乎长、中、短篇同时出现的。您先后出版过两部中短篇小说集，《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和《契阔》，它们对于您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您如何看待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它与长篇创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关联？
厚圃：这两个集子里，我挑的都是些读者喜欢或者我个人偏爱的作品，算是对个人创作的阶段性总结。人生其实就是由各种碎片集结而成的，写作也一样，是有阶段性的感悟和思考，它们构成了我整个文学创作的生命历程，和我的个体生命一起成长和成熟，在文学这个丰富和广阔的虚拟空间里，我完成了每个阶段对世界和人生的认知和所有的想象。
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我曾打过一个比方，它是武器中的“峨嵋刺”，寸短寸险，非武功高强者不敢去碰。短篇小说讲究发力，讲究速度，讲究精准。江湖上有“宁挨十刀，不挨一戳”，是因为这一戳奔着致命的地方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击中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瞬间束手就擒。相比之下，长篇却是一次跋山涉水的漫长旅行。如果说思想的高度筑起了长篇雄伟的龙骨，那么情节和人物就是疯长的血肉。长篇小说在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中穿结套叠，一滴水推动另一滴水，一朵浪花推动另一朵浪花，从而形成了后浪推前浪，中间有无数深不可测的漩涡，最后掀起巨大狂澜……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对我来说，既可以生发出独立的艺术品，也是长篇创作的积累与训练。
文化艺术报：说到长篇，就不得不提到您的《拖神》。这部长篇小说甫一问世便获得广泛的关注，60多万字的体量，如一方巨石掷向文坛激起千层浪，有评论家惊呼，“潮汕小说也有史诗”。《拖神》不仅给您带来了良好的口碑，也获得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榜五佳、第七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五佳等多种全国性荣誉。记得您在一篇创作谈中说道，您在小说里写人性，更写“神性”，关于这一点，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下吗？
厚圃：《拖神》这部长篇小说的宗旨就是写“人”，一切都是围绕人来创作的，这部作品看起来奇数章是在写神、写鬼，只有偶数章在写人，但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写神写鬼都是为了写人，在人神鬼的关系中我一直在试图“神话”人，召唤人类蓬勃的生命力，塑造出平凡人的“英雄”。西方流行文化的一代宗师约瑟夫·坎贝尔曾说过：“英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隐藏着的神性，只是等待着我们去认识它，把它呈现出来，接受冒险的召唤，跨越阈限，经受考验。”《拖神》构建出了以陈鹤寿为代表的平民英雄谱系，我希望通过我笔下的人物唤醒每个普通人内心的“神性”，这是一个关乎每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的命题。
文化艺术报：您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表露出您对于长篇小说《结发》的喜欢，您说这是您迄今为止写得最富于激情的一个作品，壮阔的情怀，历史的阔度，情节的跌宕，还有关于黑夜的象征赋予，民俗风情的描绘，都让您在写作中找到了飞翔的感觉。《拖神》的创作构思、手法和《结发》的不同之处是什么？《拖神》被一些评论家誉为潮汕文化的超级“百科全书”，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将故事和“百科”有机结合起来的？
厚圃：在创作《结发》这部小说时，我思考较多的是，渺小的个体命运在历史、时代、岁月的洪流中，不过是一个偶然的漩涡，即便如此，对生命的体验、对生活的坚持仍会将人们推向不可知的彼岸，而这种对存在缺陷的追求也就是幸福的追求，正是我在作品中所要寻找的。对于这部有着“命运感”的作品，我采取多运用于中、短篇的“旁白叙事”手法，让“苏庆丰”和“孙瑞芬”的儿子的絮絮叨叨一直贯穿整部作品。当时那种创作状态相当好，情绪被一股遏制不住的诉说的欲望所推动着，有喷薄欲出之感，我相信读者在字里行间仍可以感受到那种勇往直前、无所顾忌的莽撞和激情。
到《拖神》这个时期，我已人到中年，可以说眼界的拓展和知识的积累都有了较大的提升，我更多的是想要突破，对惯常的写作方法做出新的探索和重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对中国文学来说已经不再新鲜了，而且也催生出非常多的优秀作品。我不能再重走这条路了，我想探索新的、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民族魔幻主义”，我企图通过潮汕大地特有的文化、传统、故事甚至讲故事的方式等，来探索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往大处讲，是探索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它不是某个事物、动物或者某个人的“魔幻”，它是精神上的魔幻，也是世界本质形式的魔幻。所以说，这部小说不是披着魔幻的外衣，它呈现的是自然和超自然以及人类的本质、意识和组成世界序列的“超魔幻”，如果读者能真正读出这个民族的“超魔幻”，我想我写作的真正目的就达到了。
说到“百科全书”这个事，《拖神》中确实有很多常识、知识、文化溯源和传承，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论文也不是“纪录片”，它必须要以故事情节人物的发展为基础，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喧宾夺主。您说的“有机”结合，这个词很准确，在我看来“有机”的重点就在于一个“化”字，第一不能将材料囫囵吞枣，第二要变成自己的东西，写起来才会从容有度、腾挪得当，不会生硬。无论是讲文化还是讲历史，都要跟着小说的情节走，应该说这些“点”是小说的细胞，是要形成血肉形成骨骼的，最后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血有肉的存在！在这中间，小说的脉络和结构一定要很坚实和清晰，不管是单线还是多线，是三维还是多维，否则小说就散了，立不起来了。《拖神》这部小说采用了多维的结构，从人鬼神的视角来观察和经历樟树埠六十年的变迁，之所以选择樟树埠，因为它的面貌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文化艺术报：您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是以家乡潮汕平原作为舞台，您说那是您的第一故乡，深圳是您的第二故乡。请问您的两个“故乡”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哪些影响？
厚圃：“故乡”这个词本来就是有多层指向的，既有地理学、生命学意义上的具体指归，又包含着历史、精神、艺术等精神指涉和情感认同，它涵括了多重意义，超越了时间、空间界定，是一个能引发共情和诗意想象的词语。故乡对每一个人的生命而言，都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可能象征着儿时的美好，也可能象征着自我的理想化人格，同时也有可能象征着精神的故园，有时还象征对某个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记忆。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故乡”这个词不同的含义。对我而言，“故乡”既是回忆的存在，也是真实的存在，是理想和现实的交融，也是我的希望之所在，它代表着我对重构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种希冀与憧憬。可以说，我是带着些许遗憾离开故乡的，后来在成长的岁月中包括在深圳，我一直在追寻自我的救赎，同时去超越自己，从而寻找生命中更高的境界和价值所在。《结发》和《拖神》这类作品就承载了我这样的情怀。
深圳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工作和生活的城市，让我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认识我的潮汕、我的乡亲。这些年我阅读了很多国内国外的书籍，也到过世界各地旅行，近距离观察他国他乡他人，因此再来思考和总结潮汕乡亲以及国人，就有了更客观的认知，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在“此山中”有时能看得更清楚。
深圳有很多潮汕人，在他乡即故乡的现实社会状况下，我们其实很难分清哪里才是我们的故乡，大部分人所说的“乡愁”，无非是对现实世界的遗憾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非是一个自我救赎和成长的语境下的词语。我觉得不只是在文学上，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突破时间和空间的“故乡”，这也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和希望。
我很感谢潮汕平原的特殊的地域和文化给我的滋养，如果没有这块神奇的土地，我想我不可能建构起我的小说世界，同时我也很感谢深圳带给我的开放和包容，让我在回望中全方位地理解我的家乡，也从这个切入点，让我更了解我们的民族，更理解华夏大地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是潮汕平原、深圳还是中国的其他地方，有些东西都是共通的，在这个语义之下，我希望我的作品不是某个地域的作品，它应该是这个地域的一只“眼”，通过它，有更多的读者能够看清生活的本质，更多地思考信仰和时间这类永恒的话题，从而更加关注自身的命运和个体存在的价值。
文化艺术报：我发现您对语言的要求很高，针对不同的作品，使用的语言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拖神》中的语言粗犷浑朴、意蕴丰实，在《结发》中是明快灵动、轻松幽默。再比如在您的《草木人心》和《跃跃纸上》里，语言却又是清新洒脱，带着独特的韵味，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如此多变的语言风格，是刻意的还是不由自主的？
厚圃：文学语言是诠释作品内涵，影响读者观察、感受与理解的重要途径，没有好的语言，就不可能有好的作品。汪曾祺先生曾形象地把使用语言比作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也就是说，语言是要经过千百遍锤炼出来的。好的语言可以张扬可以内敛，可以简约可以繁复，可以湍急可以舒缓，可以沉郁可以尖锐，但必须是不做作的，没有隔着人心的，而且透过它的表面，读者还可以窥探到作者的自身的文化积淀和审美情趣等等。
语言风格的形成，其实与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一样复杂，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影响，在漫长的阅读和创作过程中，也是一个作家语言日渐精进、逐步形成风格的过程，它一般要经历由拘谨到自由，再从自由走向含蓄，这其间也是作者一个彷徨、界定、认知、感悟、尝试的过程，犹如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灯绳，终能等到眼前一亮的时候。
至于针对不同小说作品使用不同的语言风格，那是因为小说本身的内容、时代背景和人物的性格不同，所以要非常讲究，否则就完全不搭调，失去了真实感和感染力，犹如隔靴搔痒。随笔也一样，个中物事不同，感悟不同，语调自然也不同，有“刻意”的成分是为了避免张冠李戴，更多是自然的成分，让人物和东西都动起来，自己说话。
文化艺术报：您能谈谈您的阅读经验吗？它是如何影响到您的文学创作的？
厚圃：我当下的阅读比较驳杂，只要是优秀的作品都会找来读一读。博尔赫斯说过，“我一直认为，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在那个著名的短篇《巴别图书馆》中，他甚至将图书馆扩展为整个宇宙。他想象着宇宙就是一个永恒的图书馆。卡尔维诺似乎也有同感，他在评论伽利略时谈道，宇宙是一本在我们面前打开的大书，除非你明白了用来书写它的语言和符号，否则你便不能读懂。所以真正的阅读，其实并不局限于文本，它包括了对事物方方面面的认识和体验，上网、看电影、外出旅行……至于关注世态、体悟人生，那是一种更高境界的阅读了。对于文本上的阅读，我喜欢纯粹些，没有功利心，为读书而读书，可事实上，几乎所有有用的阅读都会转化成一股养分，滋养着作家的文学创作。打个比方，阅读就像阳光对江河湖泊水分的蒸发，终有一天又会形成雨雪滋润大地。当然，阅读和写作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它们是“缓解我们的必死命运的最有效的方法，通过它们，我们战胜时间的侵蚀，变不可能为可能”。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略萨。
文化艺术报：在现在这个阅读“碎片化”的年代，什么都图“快”，您有没有考虑创作《拖神》这样体量巨大的长篇小说，是不适应当下的阅读习惯，会吓跑不少读者的？
厚圃：您说得没错，我们的时代进入了某种“飞逝”，我们都活在“瞬间”，这“瞬间”同时也在秒杀我们，什么都需要立竿见影，奶嘴文化盛行，延迟满足感的获得不是每个人都能等的，而即时满足的东西通常价值都很有限，就像没有人会用快餐来定位自己对饮食的终极梦想一样。长篇小说因为它的鸿篇巨制，更能考验一个作者的激情长度，还有耐力，就像跑步，有短跑就一定有马拉松。我个人觉得，长篇小说更能全面反映作者的功力，同时也能让作者把自己的探索和思考尽情展现，既可探索岁月长河的波澜起伏，又能徜徉于时代的广阔画卷之中。如果读者愿意，尽可以在里面寻找人生真谛，探究人性更为复杂的奥妙，以及大千世界之林林总总。
当下长篇小说确实“不受待见”，它确实不是大众娱乐或消费的主要对象。我写是因为我喜欢，我有表达的欲望，当然如果能够给读者带来一点感悟和共鸣，那就更好了。只要还有读者读我的作品，或者哪怕一个也没有，我想我还是会写下去，没有了功利的需求之后，你就彻底自由了。
文化艺术报：您对于创作有没有量的要求？您认为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作品？
厚圃：对于创作我没有量的要求。这世上有很多事情可以按部就班地去完成，唯独艺术创作是难以把控的，啥时候有灵感啥时候来兴致，作家说了不算。艺术就是一匹野马，你既无法驯服它，也无法讨好它，只能顺着它的性子来。更何况，写一本好书，胜过写一百本平庸的书，所以量多又有什么用？当然，我的产量也不高，其中能让我稍感满意的就更少了。如果非要说自己偏爱的，我以为是长篇小说《结发》《拖神》，还有《喜娇》《永生》等两三个中短篇小说。
文化艺术报：您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成绩不俗，在书画、收藏、摄影等方面也有广泛兴趣和细致的研究，这些对于您的写作有益处吗？
厚圃：我以为，一位作家要走得更远，需要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启迪、观照、补给、滋养、促进、提升。譬如只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刻体悟，你才能写出与其他国家和民族风格迥异的作品。我曾说过，我是文化的杂食主义者。一个写作者，最好能够拥有一副强大的“肠胃”，可以吸收、接纳、消化各种有益的外来文化，并化为自己的血肉。当然，作为一名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写作者，在生活态度上可以豁达热情，在人格上却要做到独立不羁。一个中国的写作者，在理智上认同现代意识和西方美学观点的同时，不应当舍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
文化艺术报：最后，您能不能告诉读者们，您最新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厚圃：我一直在写一些散文杂文，至于长篇小说嘛，正在阅读一些材料，一方面我想写写民国时期国门大开西风东渐、岭南传统文化和艺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所受到的冲击和进行的改良。另一方面我又很想写一部关于城市的小说，来回馈我在深圳这三十年的生活。目前还不是特别聚焦，需要时间来沉淀。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